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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淑英先生就坐在小板凳上，以床为桌，开始工作。当时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房中没有暖气，也没有火炉，更是终日不见阳光，而且长期无人活动，阴冷彻骨。为保护古籍，我们翻书时不能戴手套，时间长了，手指冻得干疼。冀先生裹着大衣，坐在小板凳上，一丝不苟地一叶一叶细致察看。神情那样专注，那样投入，可以感觉到，她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到面前的书里，旁边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

1989年3月，我从中国社科院亚太所调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1993年5月调回亚太所，其间在善本部工作四年有余。四年多的时间中，冀淑英先生对我的工作诸多支持，我也从冀先生处得到诸多教益。至今思之，感怀不已。

正式到善本部以前，任继愈先生找我谈话，向我介绍工作环境、布置工作任务。任务之一是要多向诸位老专家学习，弥补自己善本知识的不足，尽快熟悉业务成为内行，在工作中取得主动。他特别介绍了冀淑英先生曾亲炙赵万里先生，在版本目录学方面造诣甚深。

到善本部以后，我便特意拜访冀先生。当时她正在负责《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定稿，办公室设在北图主楼北侧的办公楼。同时从事这一工作的还有陈杏珍先生（已故）、陈红彦与胡谦。当天只是一般的礼节性寒暄，但依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冀先生个子不高，话也不多，沉静谦和，气质内敛，始终微笑着，但可以感受到她内心的刚强。任先生以“沉潜笃实”四字勉励我，我一直把这四个字看作是先生对我学风的一种要求。直到2011年上半年看一篇回忆汤用彤先生的文章时，突然领悟到这四个字也是先生针对我的性格缺点提出的批评，一时惘然如失，痛感自己生性愚钝，辜负了先生的教诲。而从冀先生身上，我的确可以感到“沉潜笃实”的力量。

我在善本部任副主任，主管行政，分管金石、民语组（后来加上修整组），兼管卫生等，此外还组织了对馆藏敦煌遗书的整理编目工作。敦煌遗书与《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一起，并称北图四大镇库之宝。但由于各种原因，编目工作长期滞后，无法满足我国飞速发展的敦煌学研究的需要。敦煌遗书是古代敦煌佛教寺院的弃藏，因此绝大部分残破不全，有些根本无法上手。犹记得一次在库房打开一卷遗书的包纸，该遗书纸张甚薄，其首部一段已残碎为拇指大小的碎块，似乎随着气流的扰动就会飞起。我吓了一跳，连忙把它重新包起来。所以，如果不进行修复，根本无法进行编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