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润文管所的条件比较差，安排我们看《辽小字藏》的地方是一间大空房。房中没有桌子，靠窗户的地方放了一张光板单人床。文管所的同志找来几张小板凳，放在床前，然后在床上铺上报纸。冀先生就坐在小板凳上，以床为桌，开始工作。当时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房中没有暖气，也没有火炉，加上该房不见阳光，而且长期无人活动，更觉阴冷彻骨。我当时年轻力壮，而且曾经在冬天很冷的新疆生活过，也觉得冻得难受。为保护古籍，我们翻书时不能戴手套，时间长了，手指冻得干疼。冀先生裹着大衣，坐在小板凳上，一丝不苟地一叶一叶细致察看。神情那样专注，那样投入，可以感觉到，她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到面前的书里，旁边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甚至，我有点问题想请教，都觉得不便打扰。我知道，即便对冀先生来说，辽代典籍也属于难得见到的珍品。我便注意观察冀先生是怎么考察古籍的，关注每本书的哪些方面，著录哪些内容。冀先生看完，我也把该书看一遍。那时我虽然对大藏经略懂一些，但善本书的知识非常有限，所以尽管有意看样学样，但由于自己水平太浅，依然没有学到什么，不过，至少我知道顶级专家是怎么看书的了，受益匪浅。手触这些千年前的蝶装书，看到上面那些其他书籍曾经介绍过的卷首绢条，真觉眼界大开。记忆中冀先生对这批典籍除了赞叹之外，没有做进一步的详细评点。不知是否因为辽代的典籍她所见也不多，所以非常谨慎。我以为这才是真正的大家风范。

丰润那批东西数量不少，我们早晨离开北京，因为在唐山耽误了时间，下午才到丰润，所以当天没有能够看完。于是在丰润住了一夜，旅馆的条件也很简陋。第二天上午接着在那间房子里考察。当年冀先生已经年近70岁了，我和陈杏珍都担心冀先生身体受不了，数次劝她休息。但她数次拒绝，一直坚持工作，直到把所有的典籍（除了几卷无法打开的卷轴装）全部看完。至今，我回忆起冀先生，首先出现在脑海中的都是在阴冷彻骨的房子里，冀先生坐在小板凳上埋头看书的景象。写这篇文章时，为防止记忆有误，我特意打电话向陈红彦核实。她也记得那寒冷的冬天，那阴冷彻骨的房子，那低矮的床。陈红彦还提到一个细节：丰润的同志说，这些东西非常珍贵，我们的保管条件有限。干脆你们给若干钱，由北图保管好了。冀先生当时回答说，那也不能一平二调啊。陈红彦的话引起我的另一番回忆。当时确有此说，回北京之后，我还为此奔走过一阵，向有关馆领导汇报，然后衔命与丰润方面先后设想了几个方案，可惜最后都没有成功。

最近把《冀淑英文集》又重读一遍。虽然以前读过，其中有的文章还多次读过，但此次重新阅读，仍时时为其中的真知灼见所打动。我以为贯串全书的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古籍作为中国千年文化的载体，情况极其复杂，不是用几个死框框可以框限的。冀先生有名师指导，见多识广，在实践中充分把握了古籍的特点和辨析古籍的方法，总结了一套规律，又绝不被框框所束缚，一切都按照实际予以评述。套用武侠小说的说法，她已经进入无招胜有招的境地。读到她在书中从宏观到微观地对古籍、对善本、对某一本书或某一个问题娓娓道来，就好像她就在面前为我们开讲座??

2011年是冀先生逝世十周年。我想，北图库中的那些善本书如果有知，一定也在默默怀念这位把一生都献给它们的老人吧。

方广锠，教授，著有《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敦煌学佛教学论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