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敬群

2004年6月16日是“布卢姆日”100周年纪念日（乔伊斯在1904年这一天遇见他一生的女人娜拉，因此把《尤利西斯》的故事安排在这一天发生），对于出版者，这当然是一个再巧再好不过的噱头。当时，《乔伊斯传》的译稿已经完成，赶一赶好像也无不可。但正在校定润色译文的金先生发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坚决反对牺牲质量去赶进度：出版者的动机可以理解，但翻译家的立场必须尊重，假使出版社执意要这样做，他只能退出，“绝不奉陪”。吓得我们只好乖乖从命。

我还是从北大的赵白生兄那儿知道，金隄先生于11月7日去世了。

也是在11月早些时候看到消息，袁可嘉先生本月8日在纽约去世。

我后来知道，其实，金先生也是在美国仙逝的。金先生与袁先生，同生于1921年，同是浙江人，也是西南联大时的同班同学。两人同是英美文学研究与翻译的大家，又好像约好了似的，在这个寒冷的十一月，一起远行。袁先生是九叶诗人，20世纪80年代主编《现代派作品选》，给一代人提供了文学食粮。所以，对他的离去，媒体还肯挤出一点版面。但有关金先生去世的事，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他们当然有理由这样做。

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我也就陷入了日常的疲惫与麻木中。好像这事压根就没有发生，或者它压根就与自己无关。好像此前我无数次在各种场合、面对不同对象所说的关于金先生的人品、关于金先生的认真到较真、关于自己因此会一辈子受惠并感念的话，都只是漂亮的宣讲。

但我实在不能原谅自己就这样一言不发。因为我是或许并不多的与金先生有过切实交往，并且还能提供一点细节的晚辈之一。我曾经说过，像金先生这样对学术极端认真，对翻译事业一点不肯马虎苟且，爱惜羽毛甚于爱惜生命的前辈学者，在我的编辑生涯中，也许只能遇见这样一位。前辈已矣，风流渐远。金先生、袁先生，一个个静悄悄地离去了。他们的精神还在艺术的天空飞翔，而后辈们注定将忘记他们的名字。

还是在2000年前后，我拿到了理查德?艾尔曼的《乔伊斯传》的书稿。我深知这部被公认为“20世纪英语世界三大传”之一的扛鼎式巨著的分量，同时认定必须找到最恰当最合适的译者才能考虑出版，而金隄先生就是我认定的几乎是唯一恰当合适的译者。金先生当时远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一年多以后，他回国与人文社续签《尤利西斯》的翻译合同。我守株待兔，总算找到了他。金先生为我的诚意所感，答应承担译事。但他同时郑重声明，他需要不少于四年的时间，才能交出合格的译稿。

五年的等待（四年翻译，一年修改定稿）是值得的。感谢金先生认真而出色的工作。对于这上下册超过70万字的书稿的阅读与编辑工作，本来应是一场苦役，其实却恰似赴一场文字的盛宴，声色琳琅，齿颊留香。拿着译稿一读再读，每一次读来都有发现，都是享受。“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好的文字，就像好的风景，自有引人一去再去的魅力。这个魅力的很大一部分，当然是来自艾尔曼的功力与见识。但我们又见过多少化神奇为腐朽的唐突甚至荼毒佳人似的翻译呢？对这一点没有体会的读者，只需要读一下《乔伊斯传》的第一章，对艾尔曼的文字之美和金先生译笔之精妙，立刻就会有所感受。比如这样一个句子：“乔伊斯曾经颇有预言家风度，把传记作家叫作‘传奇作假’。”在完美诠释原句意义的同时，呈现了汉语的简洁与优雅的弹性。这样的翻译当然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急就章，而是来自精研覃思的苦吟。这种仿佛两个高手过招般一字一句的较劲，需要五年的时间，也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