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其《土地政策纲领》中提出，对于地主出佃的耕地，逐步由政府发行“土地债券”，备价征收，尽先归原耕农及抗战将士耕作。在《农民政策纲领》中提出：“调节农地分配”，“规定标准地租”，甚至提出“征收地主超额土地”。在《本党政纲政策案》中提出：“都市土地一律收归公有，农地除公营者外，应以最迅速有效之方法，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些方案，使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有了实施办法。同会通过的《劳工政策纲领》除提出“工会得有全国性之联合组织”外，也提出了一些改善劳工待遇的条件，如：取缔包工剥削制度，工资以同工同酬为原则；各地并应分别规定最低工资率：工时以每日八小时，每周48小时为原则；应有连续24小时之休息。每年应有定期休假，休假期内照发工资等，甚至还提出：奖励劳工入股，倡导劳工分红制；提高劳工政治认识，扶助劳工参政。

上述情况表明，国民党在思想上、理论上赞成改革中国传统的土地制度和社会制度，但是，国民党是党国体制，中央全会或代表大会作成决议后，要经行政机构研究，提出方案，还要经立法院审议，才能形成法律。有时，程序走到半途就停止了。例如，1939年6月萧铮提出的《实验地政区办法大纲》经蒋介石批示，转到孔祥熙手上，孔以“需费浩繁”、当时“最重要之工作为兵役行政与生产”、《土地法》修正原则尚在“审议之中”等种种理由加以否定。又如，1941年12月，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饬由财政、农林两部及地政署分别拟具实施办法。1942年9月，行政院召开经济法制联席会议，提出《非常时期土地征收实施办法》及《非常时期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规定农地不得因出卖、赠与、继承或分割等原因而“移转于不自耕作之人”，农地所有人如“不自耕作，而将农地永佃或出租于他人”，得由政府依法征收之。这当然是对不劳而获的地主阶级的沉重打击。但是，行政院却主张暂时搁置。1943年3月24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院长名义致函国防最高委员会称：办法“关系人民权利义务至为重大”，“在此战时，骤为社会经济制度之重大变革，深虑影响全国之租佃关系，在推行之初，对于全国粮食生产，必发生不利之影响”，因此决定“暂缓制定”。

可见，国民党人提出的各种改良议案，即使作成决议，其命运无非两种，或者在反复研究、审查及审议立法中夭折，或者侥幸通过了，但令者自令，行者自行。国民政府虽一再声明：“如查有违反情事，应以命令强制遵守，不得稍涉宽纵”，但各地“仍系奉行故事，视若具文，佃农所受增高租额之剥削及违约解租之痛苦，不仅毫未减少，甚且倍于往昔”。这样，到了1945年5月，国民党的六大《宣言》终于承认：“过去对民生主义之经济建设与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大政策，因种种障碍，未克实施，实为革命建国之最大缺憾。”其《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提出：“在抗战期中，农民出钱出力，贡献最大，而生活最苦。乃自二十三年公布《土地法》及二十五年公布《施行法》，迄今已及十年，多未见诸实施。”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有关《决议案》表明，国民党在其大陆执政期间，除浙江省“二五减租”的短命实践外，其改良主义只停留在纸面上、口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