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蒋介石悬崖勒马，紧急刹车

国民党高层对进攻延安的意见并不一致。9月1日的会报会，当蒋宣布进攻计划时，徐永昌当场就表示时机未到。他说“如尚能容住时，则发动时间实有再容忍至敌不能大举进扰之时为妥。否则敌必乘机扰我关中，而共党亦必窜乱甘省。当此时，敌已因之张目，英美或且停顿其进援。”9月4日，在重庆黄山官邸会上，徐永昌再次表示：对共产党，“尚应敷衍”。徐的这些意见逐渐对蒋发生影响。

9月6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会议内容之一是由中央秘书处向会议提出《关于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然后通过《关于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之决议文》。这两份文件最初由幕僚起草，蒋介石不满意，认为前稿“内容几乎全为共匪宣传其实力强大”，“拙劣已极”！后稿则“实不能用”。他慨叹道：“本党文字力量，亦薄弱至此，非亲自动笔，几无法公布，奈何！”他不得不自己提笔修改。在这一过程中，他反复思考，反复征求意见，终于决定抛弃原来进攻延安的打算，再次倾向于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

会议开幕之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指责中共“诋毁政府，造谣惑众”，已成为“敌寇变相之第五纵队”。这是蒋为“总报告”所定下来的反共基调。但是，蒋介石要求先写上一段：

应说明政府对中共无其他要求，只求其放弃割据地盘，服从军令，遵命调赴前线，不再集中部队，阻碍北战场榆林至绥远交通线，实践其廿六年之宣言，则中央仍予以一视同仁，不仅不忍弃绝，且必爱护有加。

同时，他要求在“决议文”中增加一软一硬两条：第一，对中共里边的“爱国自爱分子”，“如能自拔来归，则应予以优容，并量才器使，俾得为国效命”。第二，对中共里边的“政府理喻德化，皆已失效”的“集团”，“人人可得而制裁之”。这就说明，蒋这时计划对中共采取军事进攻与政治分化两手举措。

9月8日，蒋介石产生了对中共“不用武力讨伐”，而用“法纪制裁”的想法。蒋在日记中写下四条理由：甲、中共干部之间、上下之间已经离心离德，只要持之以久，中共将不攻自溃，如在此际讨伐，反而促进其团结。乙、对中共用兵“无异割鸡而用牛刀，若果持久不能解决，徒长匪焰而与敌寇以复活之机”。丙、今日中共，已非江西时期可比，只须“封锁匪区，使之自缚阴干为唯一方略”。丁、中共的强项在宣传，在希望美国干涉，吾人所应最注意者，唯此一点。日记的这一段显示，蒋介石又倾向于不进攻陕甘宁边区了。

9月9日晚，蒋介石召开会议，讨论“总报告”和“决议文”草稿。参加者对其中“取消中共军队番号”等内容意见不一。孔祥熙称：“辞意已成必打之势，恐英美以我内战，停止援助。”蒋介石和刘斐二人坚持原议，认为“不如此，中央成何体统”。徐永昌提出质疑：“此虽系声罪，不致讨，但意在于讨。如准备讨之，第一是时间是否不当？其次是否居于被动？”辩论中，戴季陶、王世杰和外交部次长吴国桢等陆续加入讨论。吴报告称：苏联大使和比利时大使谈话，对“中央将进攻边区”表示愤慨。王世杰建议，须俟英美对日军事再进，与苏联关系进一步明朗化时，方可对中共严责。孔祥熙再次发言，担心此举将使英美推迟打击日本。蒋介石坚决主张发表“决议文”，会议同意蒋的主张，但决定将取消中共军队番号等“处分语”删去。当夜，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中共的处分要点：甲、《新华日报》之监视；乙、共籍参政员资格之取消；丙、各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之封闭。对于中共在重庆的电台与秘密通讯机关，他一时没有想好处置办法，只写了“应重加考虑”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