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上午，徐永昌打电话给蒋介石，说明三点：1. 如判断中共即将大举出扰，或认为国军利于进剿，则“决议文”的语气可以加重。2. 如判断共军“大举出闹尚有待”，或缓以时日对国军有利，则“决议文”可以写得“再轻”。3. 此时中共如“窜甘宁”，则日寇有窥视关中的可能，因此“决议文以轻缓为佳”。下午，蒋介石打电话给徐永昌，询问对“决议文”是否仍有意见。徐答：如共军“窜扰甘凉”等地，日寇进窥关中，而我又不能在短期内肃清共军，则共军又可能进入新疆，得到俄人帮助，共同占领新疆，则其祸患将超过九一八事件。徐的意见对蒋起了作用。当晚，蒋介石约集文武干部开会，再次从“法律制裁”后退，认为从国际环境与战争局势考察，“尚非制裁之时机”，决定将原定隔离边区及取消中共军队名号两点“完全取消”。

11日晚，蒋介石约集三十余人召开座谈会，其讲话的调子完全改变。他表示：中美英苏四国协定未成，滇缅路尚未开通，贸然进攻，万一不能速决，后果至为恶劣，故目前仍以“避战”为上。蒋提出三种处理方式：1. 封锁而严厉处分；2. 声罪而不致讨；3. 一字不提，而同时在英美宣传其“罪行”。他称此为“曲线的对付”。何应钦则称：全会既开，纵不用书面，亦须有口头报告，或者轻描淡写地作一决议。当日蒋介石日记云：“如我进攻迁延不决，则匪势更张，国际舆论对我更劣。如我能速战速胜，则匪不过迁移地区，不能根本消除其匪党，而我国内战既起，复不能根本解决，则国家威信仍有损失。”他决定，对边区“围而不剿”，“用侧面与非正式方法以制之”，“万不宜公开或正面的方式应付也”。

12日全会例假休会。中午，蒋介石召集相关人员再次会商。他提出，不决议，不宣布，只将“总报告”译出，向英美宣传。他征询徐永昌的意见，徐称：如无所表示，国际间不免猜测、疑虑，建议历述中共的“不法自私”事实，要求其实践抗战开始时的诺言，期以“自新”。第二天的会议进程表明，蒋介石采纳了徐的意见。

13日为全会最后一天，由中央秘书处宣读经蒋介石修改的“总报告”。该报告从军事、政治、经济等三方面对中共进行全面指控，声称中共“六七年来破坏抗战，以及违法乱纪之行为，事实俱在，无一不与该党所发表之共赴国难宣言相违背，理应早予依法处治”，但是，报告最后仍然表示希望中共“实践诺言，服从中央，使政令、军令保持统一，意志力量得以集中，以求抗战之胜利”。其后，蒋介石即席“指示”：

个人以为全会对此案之处理方针，要认清此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如各位同意余之见解，则吾人对共党之言论，无论其如何百端挑衅，其行动无论如何多方扰乱，吾人始终一本对内宽容之旨，期达精神感召之目的。

随后通过的《决议文》声称对中共，将“不惜再三委曲求全，加以涵容”，希望中共能遵守抗战初期的宣言，“幡然自反”。

上述文件表明，蒋介石此时继续坚持反共立场，其对中共的敌视、仇视丝毫未变，但是，由于对日抗战仍是当时的首要任务，也由于美苏两国都不赞成中国内战的国际压力，以及中共多年来所表现的顽强生命力和战斗力等原因，蒋介石一时还不能也不敢彻底破裂国共关系，不得不停止原定的进攻延安的军事计划。

一场严重的内战危机避免了。1943年年末，蒋介石在《感想反省录》中写道：“十一中全会期间，反复穷究，密察利害，以后改变计划，放弃军事行动，于是全局危而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