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饥荒年。1945年，盟军击败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占领了奥地利。在我出生前两个月，即1947年5月份，维也纳因饥荒而引发了暴动。即便在我们当时居住的施蒂利亚州，食物也同样短缺。很多年后，母亲提醒我她和父亲为了抚养我所做的牺牲时，总会说起她在乡村觅食的经历：走过一个又一个农场，一点点地搜集黄油、糖和粮食。她有时候一去就是三天。他们为此发明了一个词——“囤食”，就像仓鼠囤积坚果；要知道乞讨食物在当时很普遍。

塔尔是我们镇的名字，那是个很典型的农村。几百个家庭在这里安家落户，他们的房子和农场组成自己的小村落，被乡间小径联系在一起。没铺柏油的主路在满是田野和松树林的低山上延展。

我们很少看见当时管理此地的英国军队，只是偶尔会看到卡车载着士兵呼啸而过。但是东边被俄国人占领，他们就显眼多了。冷战已经开始了，我们都很怕俄国人会把坦克开进来吞并我们。教堂里的牧师也会用恐怖故事来吓人，说俄国人会射杀在襁褓中的婴儿。

我家在山顶上的公路边，小时候我一整天都很难看到一两辆车开过。一座从封建时期保留下来的城堡废墟就在我家正对面一百码开外。

附近的斜坡上坐落着镇长办公室，以及母亲让我们去做周日弥撒的天主教堂；当地的饭庄，或者说小酒馆，是镇上的社交中心。另外还有一座小学，我和长我一岁的哥哥迈因哈德就在那里上学。

我最早的记忆是母亲洗衣和父亲铲煤的样子。当时我还不到两岁，但对父亲的记忆却很鲜明。他是个健壮的大家伙，很多事都亲力亲为。每年秋天我们会弄到冬天用的煤，一整卡车的煤倒在家门口，这时他就会让我和迈因哈德帮他把煤抬到地下室。能当他的助手很让我们自豪。

我的父母原本都是来自遥远的北方的工人阶级家庭——大部分人在钢铁工厂做工。“二战”末期的一片混乱中，他们在穆尔祖拉格市②相遇了。我母亲奥瑞莉亚，当时是市政厅食品配给中心的文员。她刚刚二十出头，可战争却将她变成了寡妇——她的丈夫在婚后八个月就战死沙场。有天早晨，她正在办公桌前工作，不经意间注意到我父亲正在过街——看起来比她稍年长，大概三十五六，但是又高又帅，穿着地方警员的宪兵制服。她对穿制服的男人有一种特殊的狂热，所以自此她每天都会留意他。她弄清楚他的换岗时间后，就一次不落地在办公桌前守候。他们会隔着打开的窗户聊天，她会把手头上的食品分他一些。

他叫古斯塔夫·施瓦辛格。他们在1945年下半年结婚了。那时他38岁，而她23岁。我父亲被派往塔尔，管理一个四人小队，负责镇上和附近乡村的治安。薪水勉强能维持生计，但这份工作给他们带来了一个住处——一座林务官的老屋。护林人住在一楼，巡官和他的家人住顶楼。

我童年的家是个十分简单的砖石建筑，规划良好，厚实的墙壁和小窗用来抵挡山里冬季的寒冷。我们有两间卧室，每间放一个煤炉用来取暖。还有一间厨房，我们在那里吃饭、做功课、洗漱、玩游戏。母亲做饭的炉子让屋里很暖和。

房子里没有铺设水管，没有淋浴头，也没有抽水马桶，只有一个夜壶。离家最近的水井在400米外，即使下着大雨或大雪，我们中间必须有一个人去打水。所以我们的水都是省着用的。我们把水烧热，倒进脸盆，用海绵或布擦拭自己——母亲会先用干净水自己洗，然后是父亲洗，最后轮到我和迈因哈德。水的颜色变深一点也无妨，只要我们不用去水井跑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