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等小学的最后一年我记忆最深的是防灾演习。如果核战爆发，警笛会响起来。我们应该合上书，躲到桌子底下，把头埋在两膝间，死死闭上眼睛。10岁孩子都能明白这姿势有多可笑。

1961年6月，我们都盯在电视机前看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和苏联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开会的新闻。那时很少人家里有电视机，但是我们都知道格拉茨的连普拉茨有一家电器行，那里的橱窗里摆着两台电视机。我们跑到那儿，站在人行道上看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肯尼迪上任还不到六个月，很多专家认为他这么快跟赫鲁晓夫叫板是个失误，因为赫鲁晓夫说话不客气，能言善辩又狡猾。我们这些孩子对此没什么看法，而且电视机在里面，反正也听不到声音。但是我们看到了！我们是这次事件的一部分！

我们生活在令人害怕的形势下。每次苏联和美国一吵嘴，我们就觉得自己难逃一死。我们以为赫鲁晓夫会对奥地利做坏事，因为我们处在正中间，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在维也纳开会。会议进行得不顺利。有一次，赫鲁晓夫提了一个充满敌意的要求后说：“战争还是和平，这取决于美国。”肯尼迪回答道：“那么，主席先生，会有一场战争。接下来会是一个寒冷而又漫长的冬天。”当赫鲁晓夫在那年秋天砌起柏林墙时，能听到大人们互相说：“出事了。”宪兵队是奥地利当时最接近军队的组织，我父亲不得不穿着军装，带上所有装备去了边界。他离家一周后，知道危机缓和下来。

同时，我们觉得很紧张，演习了很多次。我班里三十几个正当青春期的男孩子荷尔蒙都很旺盛，但没人想打仗。我们对女生更感兴趣。她们很神秘，特别是对我这种没有姐妹的孩子来说，而且我们只能开课前在院子里看到她们，因为她们在楼的另一侧上课。这些女孩应当是同我们一起长大的，但她们对我们来说却像外星人。我们怎么跟她们说上话？于是我们的性觉醒的发泄渠道就变得很奇怪——比如，早上我们会在学校院子里埋伏，然后用雪球打她们。

我们那天第一节课是数学。老师没让我们打开书，而是说：“我在院子里看见你们了。我们最好来谈谈。”

我们担心这下惨了——因为此人正是把我朋友门牙磕掉的那位。但是今天他没有处在暴力模式。“你们想让那些女孩喜欢你们吧？”我们当中的几个点了点头。“你们这么想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被异性吸引。最终你会想亲吻她们，抱她们，跟她们上床。你们都是这么想的吧？”

更多人点了点头。“那么向女孩子扔雪球算什么呢！你们就这样表达爱吗？那是‘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意思吗？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现在我们都在听他说了。“因为我想起我跟女孩子们恋爱时做的第一件事是我夸她们，亲吻她们，搂着她们，让她们感觉很好，我是那么做的。”

我们中很多人的父亲从没跟我们谈过这个问题。我们意识到如果你想要一个女孩，你必须努力跟她好好说上话，而不是像条发情的狗似的口水直流。你必须把气氛弄得很舒服。我是丢雪球的人之一。听到这些小窍门之后，我牢牢地把它们记住了。

上学的最后一周，我灵光一闪，得到了关于未来的启示。那是我在写随笔作业的时候。历史老师喜欢选出四五个孩子，分发几页报纸，让我们就自己感兴趣的文章或照片写随笔。报纸上是奥地利先生科特·马努的照片，他在仰卧推举中创下纪录：190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