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训练一天后我想在晚上出去玩玩。1966年的慕尼黑，好玩的事等于啤酒馆，啤酒馆等于打架。我会跟朋友一起去这些地方，人们每晚都坐在长桌边笑着闹着，挥舞着手里的酒杯。当然，他们会喝醉。人们总是开始打架，但是从来没到“我要杀了那家伙”的地步。架一打完，其中一人会说：“哦，我们吃点椒盐卷饼吧。要不我请你喝杯酒？”然后另一个人会说：“好啊，我打输了，你至少可以请我喝杯酒。反正我也身无分文。”很快他们又开始一起喝，什么事也没有。

啤酒本身并不吸引我，因为它会干扰训练；我一晚上一般只喝一杯。但是我却超爱打架。我觉得自己每天都有新能量，变得更大更强更无人可挡。我也没想那么多。如果某个家伙用奇怪的眼神看我，或者以任何理由来挑战我，我就会给他一拳。我会给他休克疗法：我脱下衬衣只穿背心，然后把他打飞出去。或者有时候对方会说：“哦，别闹了，我们喝杯酒算了？”

当然，如果小打小闹变成群架斗殴，我和朋友们会互相照应。然后第二天我们会在健身房里聊起那件事并大笑。“哦，你应该看看阿诺德，他当时把两个家伙的头砸到一起，然后他们的朋友举起啤酒杯朝他走过去，我就从他背后给了他一椅子，那个混蛋……”我们其实很幸运，因为就算有时警察来了，他们也只是把我们遣散。我记得唯一一次被带到警局去是因为对方宣称换牙很贵。我跟他一直在争论换牙要多少钱，警察以为我们又要打起来了。所以他们把我们带到警局，直到我们对赔款达成一致。

比打架还过瘾的是姑娘。在席勒大街健身房的对面是外教饭店，空姐住在那里。她们看见我们在街上就招呼我们过去，我和弗朗科会只穿着紧身背心靠在床边跟她们调情。“你们在那干什么？”她们喊，“我们这里有健身房。你们健身吗？过来吧。”

空姐在饭店里进进出出的时候我会站在大厅里给她们做自我介绍。为了激发她们的兴趣，我使出了多年从塔乐希公园和五金店学来的套路。“我们在对街有个健身房。”我说，然后我会夸她，说她可能会喜欢健身。实际上，我觉得健身房从不鼓励女性健身挺傻的。所以我让她们免费健身。不管她们来是为了男人，还是单纯健身，我都欢迎。

姑娘们一般晚上来。我们的常客一般8点离开，但是你能用器械到9点。那时我会和伙伴开始第二轮训练。如果姑娘们想来健身，她们可以洗个澡然后八点半到这里。即使不这样，我们也很欢迎她们来，然后我们可以去开个派对。有时斯莫拉纳会带着几个姑娘一起来，夜晚会变得很狂野。

在慕尼黑的前几个月，我让自己在夜生活和玩乐中忘情。但当我意识到精力不集中，就开始约束自己。目标不是享乐，是变成健美冠军。如果我要每天睡足七小时，我必须11点上床。玩的时间有的是，反正我们一直都挺开心。

结果威胁我环球先生之梦的不是那些向我晃着酒杯子的酒鬼，而是我老板。离比赛还剩几个星期，我还没得到申请参赛的反馈。最后阿伯特给伦敦方面打电话，主办方却说他们从没收到过我的申请。阿伯特逼问了普克，普克承认他在邮箱里看到我的申请信，把它扔了。如果我被发掘去英国或者美国就不能为他赚钱了，他为此感到嫉妒。如果没有阿伯特的英语技能和热心帮助我可能就不战而败了。他又给伦敦打电话，让主办方考虑我的申请，即使已经过了报名截止日期。他们点头了。比赛前几天，我拿到了回复，我能上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