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与其说一个人是专栏作家，倒不如说他是无业游民更合适些。中国媒体的专栏文章制度相比西方而言，远未完善。一个居住在北京的专栏作家，除非他能一天写一篇文章，否则完全不足以供养家用。专栏作家也不是一个可以定义身份的职业。我在居委会登记资料时，居委会大妈七嘴八舌地要看我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非此不足以证明我是个作家。

专栏作家是游离于这个大体制之外的民间发言人。在一些公开的场合，我很喜欢被人称为专栏作家，这样可以较为自由、不带顾虑地独立发言，既不会牵涉我所供职的公司，也不会给别人带来媒体所携带的那种不安。其实，我根本也算不上作家，也根本不想加入中国作协。我就是个码字儿的文字工作者。在没有正经工作的时候，写专栏是我唯一的收入来源。

这个故事要从2003年的“非典”说起。彼时，我蜗居在马连道的一间斗室里躲“非典”，天天用绳子从窗户吊麦当劳的外卖，眼见快要不名一文。有一天无意中翻开一本《三联生活周刊》，看到《生活圆桌》那个栏目，不禁喜上眉梢，这样的稿子多简单啊，我也能写。灵光乍现后，用不到半个小时，写了一篇题为《床第之欢》的小文章，用电子邮件寄给那个投稿信箱。谁料下周就刊出了。

对一个23岁的外省来京务工青年而言，名字跟很多名人并列，我自然非常开心。这个栏目的主持人是苗炜，他的回邮也很简单，希望我能多写。于是第二周，又写了一篇小文章给他，又是当期刊出。文艺青年一般都容易把创作冲动误认为是创作能力，我被他这么一鼓励，似乎觉得自己还是有创作能力的。

这两篇文章之后，我就不给三联写了。因为《中国新闻周刊》的随笔专栏编辑看到那两篇后，辗转找到我，表示可以给更高的稿酬，让我写给他们。我才不理会这二者的差别呢，有钱就行。也就是说，我最初写专栏文章，纯粹是为了稿费。我没有太高尚的目的，我至少要把中文系的学费挣回来吧，不能亏本。多年之后，我在一个饭局上见到苗炜，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但却颇有相知已久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