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波当时用怎样的方式给撰稿人压力，今天已经不可考了。刘波回到家，重新打开电脑，呆坐了很久才把情绪从沮丧中转换出来，读那些获奖人的故事，读自己已经写下的词句。反复读，反复读，删掉那些有瑕疵的，想到一个闪光的词，写上，尽管还不知道怎么安排字句。

一天，两天。短短的不到一千字的颁奖词，这之前已经花了两个礼拜，现在还有三天。

结果却相当不错，朱波在三天之后收到了第二稿。他拿着薄薄的两页纸，觉得很满意，像根本没有说过恶言恶语一样，连声夸奖。

《感动中国》第一届的颁奖词就这样出炉了。因为是第一次举办晚会，太多头绪，太多事务，朱波来不及向梁建增汇报。梁建增在晚会现场第一次听到按照他的想法写下的颁奖词，觉得这次实验很成功。

第一届《感动中国》获得了成功，颁奖词开始广为人知。有人把这不到1000字的内容放到互联网上，颁奖词作为一种文体初露端倪。

颁奖词作为《感动中国》的一项必要元素确定下来。梁建增觉得颁奖词还有改善提高的空间，所以他有空的时候还会过目，而且要求越来越高。

2004年，刘波转到《东方之子》栏目工作，颁奖词撰稿的任务转到刘凯头上。刘凯和刘波一样，同样是吉林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朱波庆幸自己在没有创办《感动中国》的时候，不明所以地把这二位招致麾下，现在全派上了用场。

樊馨蔓对颁奖词撰稿人的印象很深，她说：“刘凯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每年筹备《感动中国》的过程中，他做很多事，但最重要的是每年的颁奖词。他写得很好的，每年我们都记得，《感动中国》开始筹备的时候，他是每天乐观谦逊的一个人，可越到后面，他的话就慢慢地少了，笑容也没了。他的笑容和截稿日期是成正比的。我们问他要稿，他不做声，苦笑着，头一下子垂下去。最后我们就催逼他，从一开始：‘刘凯老师，你的才华什么时候横溢啊？’到最后就直接冲他吼：‘刘凯，还有五天啦！’之后他就失踪了。人也找不到了，打电话给他也不接。直到他面带微笑再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知道，颁奖词一定是写好了。”

写好，只是初稿，从初稿到成稿要经过最少十几次的修改。有时候，甚至是几十遍。最早写下的文字，可能会荡然无存。刘凯免不了要经历刘波一样的痛苦，精心构造的文字堡垒，被同事们摧毁，然后重新来，再摧毁，再来。当然，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坚固，更精巧。

节目一进入后期，朱波和梁建增之间热线电话保持畅通，其中很多是在讨论颁奖词的某个字。改好了，行还是不行，够不够好？梁主任给了意见，大家再讨论，不行，再讨论。

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一个人一个人地摸索。汉字仿佛成了细小的儿童玩具配件，不同的形状、材质和色彩，千百次的重新安排，拆掉，随手拈来一个，不用看就知道能不能用，大家一直在努力，在五千多汉字中寻找最合适的那一枚。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罗明是个对文字很敏感的人，《感动中国》成为电视台重视的大项目，新出现的颁奖词引起了他的注意。

朱波回忆说，有一年的颁奖词罗明台长提出颠覆性的意见，他希望更短。再短？大家心里都没底了。罗明说，没关系，过几天，我改好了给你。

这一年的词，基本上是罗明重新起草的。当时的情形非常有趣，朱波说，以往，都是我们写完了，交给台长审定，但这次，是他拿着词给我看，特别的谦虚，简直可以用“谦卑”来形容。他说：“你看看，我这词行吗？”然后我们认真看，看了以后提意见。虽然写作的人是台长，是我们的领导，但现在他是以作者的身份，而不是以领导的身份提问，我们就放心大胆地说：“嗯，这个地方还不够。”罗台长也真的以作者的身份问我们：“哦，那行，您说怎么改？”他当时的态度让我记忆特别深刻，极为少见。

因为节目组十年坚持对文字的高度凝练和准确的要求，颁奖词开始成为一种文体慢慢流行开来。中学语文教育者开始发现了颁奖词的价值，他们尝试着把精彩的部分作为语文的范例讲授给学生，仔细分析创作的意图、手法和其中隐藏的文字细节。有文字爱好者收集了每年的颁奖词，反复咀嚼讨论，甚至写出评论，发表在各类杂志上。2010年，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研究生专门以《〈感动中国〉颁奖词的语言艺术研究》为题，写下超过四万字的论文，并由此获得硕士学位。

《感动中国》颁奖词成为颁奖体文字的滥觞。但无论是什么，总有它自己的生命轨迹。一种文体要从最初的清新到成熟，再到极致灿烂，必然会形成套路，最后会成为陈词滥调。节目组对这个倒不担心，他们觉得，颁奖词再优美精致，也是感动人物的附丽。记住的文字可能会被淡忘，感动你的人也可能会离开，但《感动中国》所传播的感动精神会永远流传下去，只要人类存在，感动就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