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物界，已经存在着对物质特性与形状的辨认。鸟类的衔草筑巢，不能不说是一种对物质特性的认识和利用。

人类也是从这种生物的最低起点上，开始了他对物质特性的辨别和利用。

这个起点最重要的关键恐怕就在于上肢的进化了。当最初的人类，摇摇摆摆，费力地用后肢直立起来，他的不再负责行走的“前肢”──手，便准备着拉开“文明”的序幕。

人类的手，从动物的蹄、爪演变而来，这一部“手”的演进史，几乎也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演进史。

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原始人类化石是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云南元谋大那乌发现）。他的时代相似于西方考古学家利基（Louis S. B. Leakey）在1960到1964年于东非坦桑尼亚发现的原始人类化石遗骸。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一、直立行走；二、使用粗糙的工具。

直立行走是上肢分化演进的重要表征。使用粗糙工具便使这上肢演进的“手”，开始有了更为敏锐的对物质的辨别与利用能力。

旧石器时代的“猿人”阶段，他们“大部分的工具都是取自天然物体：大动物的骨头、树枝、破裂或略予切割的大石块等”。

同样属于“猿人”阶段的中国原始人类，目前发现的还有距今五六十万年前的“蓝田猿人”（陕西蓝田陈家窝和公王岭）和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北京周口店）。

在动物界，虽然有对物质的辨认和利用，但是改变物质形状和特性的利用，却几乎没有。中国各时代的“猿人”，留下了各种砍砸器。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十万年左右的“马坝人”（广西曲江马坝狮子山）、“长阳人”（湖北长阳赵家堰）、“丁村人”（山西襄汾丁村）、“桐梓人”（贵州桐梓），已经有了更复杂的石器类型，用石锤直接打击石器，制造需要的工具。

在生存竞争中，“人类”辨别和利用物质的欲求越来越强烈。自然工具的利用已经不能满足。他从自然中认识的“尖锐”“锋利”等等形状概念越来越确定，这种概念的累积，和手制物质的熟悉，长期互为因果，交替刺激，终于“创造”了工具。在自然生长万物之外，人类变成了唯一具备“创造能力”的力量。

《中庸》第二十二章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如果我们把“至诚”二字解释为一种生存的意志，这种生存的意志的专一和锲而不舍，正是一切生命演进发展的动力，使每一种生命的“潜能”尽量地发挥。生物界演进的极致（尽其性），产生了人类。人类潜能的开发，到了极致，是去发现和发展每一种“物质之性”。把泥土的特性发挥到极致，产生了砖瓦陶瓷；把木材的特性发展到极致，产生了梁栋舟船。这种“尽物之性”，即是“创造”，是“天地之化育”以外，唯一可以与天地动力并列的第三种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