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是和农业一起发展起来的，陶器又是人类大量用火以后的结果，围绕着中国的史前陶器，我国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更多的资料来填补空白。器型上的演变，除了少数特例外（如尖底瓶），大部分比较容易联系上发展的过程；目前引起最多分歧的争论，恐怕是在陶器上的纹样部分。特别是中国的史前陶器，在器壁上的各式图样，多变的形式，生动的趣味，恐怕是同时代任何民族的陶器所不能比拟的。

最早的陶器上出现有绳纹或编织纹，有人认为陶器最早是附属在编织物上的，例如一只藤篮筐，为了防火耐熟，用泥糊在四周，这样过火以后，就变成了早期的陶钵或陶盆，上面就留有编织物的纹样，这是一种说法。

在仰韶期半坡类型的陶器上，我们看到许多具象的人面、鱼、鸟、鹿等图样。以后，几乎绝大部分的史前彩陶上，主要的纹样都是几何图形。这些图形，长期以来，受到许多人赞美，认为是人类最佳的装饰艺术。至于图形的来源，分歧非常大：有人认为马家窑文化的同心圆是太阳崇拜；有人认为半山类型的旋涡纹是模拟水波纹；有人认为交叉的方格纹是渔网；也有人认为庙底沟的三角曲面纹是植物叶脉。各种不同的说法大多从单纯的几何装饰图案观念来对待这些纹样。

近几年，围绕这些彩陶纹饰，有一种十分突破性的意见，认为这些彩陶上的纹样，既不是为了“审美”，也不是纯粹自然的“模拟”，而是“具有巫术礼仪的图腾性质”。

这一类的意见一出，彩陶上的纹样可以分两条路线来探索，其一是把这些纹样当成单纯美的装饰，这是传统的研究途径。其二是从图腾符号的线索来追踪它们的演变。

第二种意见其实是19世纪发展起来的，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角度来探讨美和艺术问题这一派学术的总结，在法国哲学家泰纳（H. Taine）的《艺术哲学》中，已经肇始其端，把艺术活动放回到大的“环境”中去观察。

19世纪末，许多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为探讨艺术起源担任起开路先锋的角色。1900年，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用四封信的形式介绍了19世纪末许多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来探讨原始民族艺术的论文，是这一派理论的重要催生者。在第四封信牍中，普列汉诺夫介绍艾伦莱赫关于巴西辛古河的探险报告说：“在土人的装饰因素上，‘所有一切具有几何图形的花样，事实上都是一些非常具体的对象（大部分是动物）的简略’例如，一根波状的线条，两边画着许多点，就表示是一条蛇，附有黑角的长菱形就表示是一条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