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鼎来做例子，从郑州期的尖锥足过渡为圆柱足，又逐渐向兽蹄足发展，都明显地是从实用功能往美的要求过渡的结果。

爵形器由平底变为圜底，柱向中央移动；形器的裆袋足变为圈足；觚由矮胖变为瘦长，都说明着造型美的被重视。

在纹饰上更明显地有了变化，原来郑州期的细线被强调夸张成立体雕塑的效果。作为容器、酒器的实用部分常常被遗忘了，而作为装饰的纹塑部分被强烈夸张。一件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是安阳期的典型器。作为纹饰部分的四个羊头，完全独立于作为“尊”的器形之外，这种缛丽华美的风格，大胆强烈的造型观念至今仍使人眩惑；而在欣赏美的同时，我们大概也不能遗忘隐含在其中的商代特有的巫的文化特质。

郭沫若所分的“开放期”、“新式期”相当于西周中期以后到战国时代的铜器风格。他说这一时期的铜器“形制率较前期简便”，“饕餮失其权威，多缩小而降低于附庸地位”。

西周中期以后的青铜器如毛公鼎，的确失去了商代的华丽风格，而代之以端庄素朴的面貌出现。但是，我们并不同意这类青铜器“较前期简便”的说法。在艺术风格上，周代所标榜的理性人文精神和商代充满神秘符号的特质十分不同。周代在它自己的文化基础上自然应当有其特殊的美学，而不能一概以缛丽为美。西周中晚期的一件青铜壶，以蟠龙环带构造成壮大充实的美学风格，脱离了殷商卜辞尚鬼时代的神秘迷狂的精神状态。西周文质彬彬的艺术风格的确说明着人文精神的初露曙光。

春秋以后，中央王权的崩溃，宗法制度的解体，导致了工艺技术的大解放。各种新观念、新技术毫无拘束地自由发展，失去了西周统一性的端庄风格，却形成多元性的地方色彩；也由于社会权力的分散，铜器逐渐丧失了它作为“国之重器”的价值。楚庄王的“问鼎轻重”不但是对王权的一种挑战，也说明了青铜器从典礼祭祀宠物逐渐下降为装饰珍品的过程；工艺的巧思达于极致，而青铜器的华丽性与庄重性也一并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