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帝国成立以前，我们称当时的中原民族为“汉民族”自然是不恰当的，流行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比较正确的名称倒是“诸夏”，《论语·八佾篇》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就是最好的例子。所谓的“诸夏”显然暗示着不同的部族之间的联合。这些部族内部有摩擦、矛盾；但是，在更大的共同生存目标下（譬如“攘夷”），暂时完成了一个并不那么严密的会盟形式。

我们曾经尝试用商代不同图腾的部族兼并来解释盘庚迁殷以后青铜器的“复合动物纹饰”。“血流漂杵”的部族兼并战争变成了青铜器上繁缛华丽的神奇兽类，仿佛仍然记忆着那交织着惨烈、辉煌、血污与欢呼的历史年代。

周公东征以后，在西周接近中期时，青铜器上繁缛华丽的动物纹样逐渐减少了。代之而起的是简洁有力的“环带纹”，一般说来，仍然是蛇形的衍变，只是把蛇形的屈变夸张简化为扭折的山形曲带，成就了一种端庄、正大而且劲峭有力的典范。

这种“环带纹”以及类似毛公鼎上简单的一圈“环纹”（有称为“鳞纹”，见谭旦《铜器概述》），几乎统摄了西周中期大部分青铜器的纹饰，只有少部分吴越一带（如安徽出土之簋形器）的青铜器作风比较不与中原相似，保有强烈的地方色彩。

西周以典型的农业生产建立了嫡长子的宗法制度，用这一套严密的亲族关系完成了帝国的封建形式。我们相信，这时的“诸夏”比商代以前具备了更紧密的内在联合。诸夏与夷狄的对立也更为明显了。西周中期以后在青铜器上出现的十分统一的“环带纹”是西周封建形态完成的具体表征。

许多人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认为西周中期以后是青铜艺术的衰颓期，大多是以纹饰的减少为判定的标准。抱持这种观点的人，立刻会发现，西周末期，宗法制度一崩溃，封建诸侯各自据地为王，青铜器又恢复了它的活泼性，各种颇具地方特色的造型纷纷崛起。工艺上的百家争鸣毫不逊色于学术思想的活跃，造型观念的突破，新物质的应用（如漆器、玻璃、铁……），新技术的创造，手工的精巧，呈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

有趣的是，春秋战国当时的许多思想家，面对这种工艺上的大突破，看到各种新奇的造型纷纷出现，很少觉得兴奋，却似乎怀着无限的忧虑。孔子的慨叹“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大概代表了最普遍的面对这巨大的工艺革命时一般知识分子的态度吧。“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这种近于实用功能主义的艺术观以儒家为中心，奠立了中国以后美学的基础。有趣的是，这种思想的产生恰恰是在工艺技术最多样发展，地方审美经验最多彩多姿的春秋战国时代。

由于中央王权的下降，地方分封侯国力量的上升，春秋至战国，是不断对不可动摇的权威挑战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