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线索思考可知：中国最早的人像艺术是俑，俑是活人陪葬的代替品，活人陪葬在早期大部分是俘虏和地位低卑的奴隶，所以，中国早期的人像艺术，和其他几个民族不同，并不具备“崇拜”或“纪念性”的意义。

除了秦始皇墓出土的秦战士俑比较高大外（通常是180厘米左右），大部分的中国以俑为性质的人像雕塑都十分小，只是代替活人的符号，并不具备崇拜和纪念的性质。

除了俑以外，春秋以后，中国人像艺术化逐渐在器物上代替了商周的兽面，成为新的纹饰；但是，这些人像，仍是“人群”，而不是英雄式的个人。我们在春秋时代的许多镶嵌的铜器表面，看到狩猎、采桑、宴乐、农耕、征战各种生活的主题被表现出来。人，脱离了以兽为符号的图腾时代。人，认识到了自己的能力、生活的尊严，脱离了对自然的神秘的恐惧，完成了西周以来便努力建立的理性的人文精神。但是，这里的人，绝不同于埃及至尊的王，不同于希腊完美的神和城邦贵族，也不同于印度神秘的巫神，中国最早出现的人，的确是“人群”，是延续了远古的部族共存的观念的“人群”。这里面并不强调个人的英雄式的威严和奇迹似的能力，而更看重的是现实生活中最平凡的共同活动的每一个人，采桑、狩猎、征战都是部族的共同生存经验。

扬弃了兽的图腾，中国人并没有放弃部族共存的观念，只是把它更理想化、现实化了。落实在最普通不过的生活百态上，肯定了现世中的人。对自然没有畏惧，对神没有向往，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帝力于我何有哉”的中国人。这种乐观、朴素而现世的美学，在春秋萌芽，体现在最早的人像艺术上。经过战国前后各种地方色彩的激荡，在理性与感性、纪律与浪漫各个极端中摆荡，到了汉代，完成了一种庶民文化的典型。不同于埃及，不同于希腊，不同于印度，是现世而朴素的，是平凡而广泛的，成为中国以后文化符号最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