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身体越来越差了，我却一直同疾病作斗争，始终没放下手中的笔。我曾把创作比成春蚕吐丝——我决心吐到最后一口。

萧乾对于湖南来说，我是说湖南出版界，是经常被提及的。

为什么？因为他曾在《读书》上写过这样一篇文章：《长沙出版界四骑士——记四套丛书和它们的主编》。

记得《书屋》创刊不久（1996年第6期），即发表了青年学者邢小群对萧乾的访谈。访谈从萧乾的微笑写起（他的微笑很典型，总是那样笑眯眯的），定题为《世纪末的微笑》（邢小群感觉他的微笑是一个世纪老人的微笑，是他一生“很好的注脚”）。萧乾看后，很满意，给我回了一封信：

周实同志：

手示诵悉。刊物谢了。

《书屋》尽管因人手不足，校对上出点失误，但读完几期之后，不禁说一声“好”。好在内容短小精悍，丰富多彩，古今中外都有论到。邢小群对我的访问，写得也很好，请代致谢。

我目前在忙明年拟出的文集，为之写点“余墨”，争取近期有稿奉上求教。即颂近好。

萧乾

1996.11.16

这期刊物能再寄我一份吗？（第六期）

信中所说的校对失误，是我们将“邢小群”误排成了“刑小群”。不知道是怎么校的，盯着校都没校出来。待到刊物印出来了，却一眼就看到了。我给他寄样刊时，特地做了说明抱歉，因此才有他在信中提到校对失误一事。

接着，就是27号，也就是接到上文提到的信十天之后，收到了他寄来的新作《读李锐的〈“大跃进”亲历记〉》。他在这篇读后感中写到，他在读这本书时就像进了“档案馆”，解决了埋藏在心中的很久很久的几个问题。比如：“何以刚刚豪迈地宣布‘吃饭不要钱’，转眼就全国范围地‘瓜菜代’了呢？”比如：“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前，毛主席曾亲自向文化界发表讲话，当时我也去了。听完那次讲话之后，我的印象是要大家有意见就提出来。何以后来又反戈一击了呢？”李锐说在这本书的第207页上找到了一段重要指示：“原来鸣放只限于文学和艺术，右派一扩大，我们就抓起来。”这段前所未闻的最高指示，为他解开半生之久的困惑。再比如：“对于‘大跃进’后的责任问题，本书也有一段重要的话：‘我只不过写了篇序言，提出几个口号。’”最后，他说：“如果选一本新时期的必读物，我必投此书一票。”因为《“大跃进”亲历记》使他认识到，“一言堂之后果可能多么严重。倘若清醒者都得检讨，说真话者必然遭殃，那就无法不一头扎进危机了”。

这篇文章发表后，他又接着寄来了《读邵燕祥的〈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在我看来，这是一篇不但针对性很强的而且用笔巧妙的文章。况且整个文章不长，下面我就引用一下，让我们再看一看他是怎样拿捏方寸如何举重若轻的：

这也可以说是一本翻反右斗争老账的书。因此，初打开来，我头脑里首先冒出个问号：四十多年前的事啦，用得着还再去费那脑筋吗？反右中遭殃的人据说远远超过五十万。可如今死的死，平反的平反。弦外之音是：觉得有些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