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在家里找到的一些旧书中自己学了一点旧文学，后来才接触到新文学。我在高级中学的时候，在读《思想》杂志和一些进步文艺论著的译本感到难懂时，开始从原文接触到了一些英国诗，上大学一年稍懂了一点法文，就又从原文读了一些法国诗。我在浦东中学悄悄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夜正深》，大约在1930年修改后，署名“季陵”发表在北平杨晦编的《华北日报》副刊上。1930年秋后到冬天，我在苦闷中暗暗地写了一些诗。第二年初，被刚回北京大学教我们英国诗这门课的徐志摩知道了，去到上海和沈从文一起读了，没有跟我打招呼，就分发给《诗刊》等刊物发表，而且亮出了我的真姓名。自后我和李广田、何其芳等写诗同学过从日密，跟清华、燕京等大学的一些写诗的同学有交往，和外地的臧克家从通信中相熟，并接触了师辈闻一多等人。1933年我在大学毕业前，把上年秋天写的一些诗编成了一小本集子《三秋草》，印行了百多本。

大学毕业后，我曾两度在中学教书。一次是在保定育德中学教了一学期（1933年下半年），另一次是在济南省立高级中学教了一学年（1935-1936年）。

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为止，文学翻译就是我谋生的职业。1934年上半年，我在北平为天津《大公报》等零星翻译西方作品（大部分收入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窗集》，其中保尔·福尔的《亨利第三》和译全了的里尔克的《旗手》后来在昆明文聚社合并出了单行本）。1935年上半年我曾去日本京都住了五个月，主要是特约为中华文化基金会译完英国现代文学传记作家斯特莱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后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截头去尾，不见了前言、附录等），同时自己译完了后来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纪德《浪子回家集》的所余各篇，还译了阿左林的一些作品。1936年秋后，我在青岛住过三四个月，为中华文化基金会特约译出纪德长篇小说《赝币制造者》（回北平交了稿，之后下落不明）。1937年春天，我南下在上海、杭州，自己译出了贡思当的小说《阿道尔夫》（后来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阿左林的另一些作品（编成《阿左林小集》后来在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纪德在一度“左”倾期间写的《新的粮食》（后来在桂林明日社出版）和再为中华文化基金会约译的纪德《〈赝币制造者〉写作日记》（稿佚）。当年夏天继续为中华文化基金会译出纪德小说《卡门》（后来自己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

从1934年秋天到1935年春初，我在北平还做过半年的编辑工作。我协助靳以在郑振铎主持下编辑《文学季刊》，特别是它的附属小型创作月刊《水星》。

由于编辑工作，更由于作为编委的郑振铎、巴金两位热肠人的影响，我从学院到文坛，从北平到上海，拓宽了一点眼界，开阔了一些交游。戴望舒在上海编的《新诗》月刊也要我挂名当了编委。

写诗我还只是偶尔为之。1934年郑振铎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一套创作丛书，要我出一本诗集，我自嫌太单薄，就和何其芳、李广田早期的诗作，合编成《汉园集》，到1936年才出版（而且印丢了一小篇题记）。在出版这本诗合集以前，1935年我为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编的《文学丛刊》第一辑凑成了自己的一本小诗集，叫《鱼目集》，当年就先出了。1937年春天，我主要在江南游转的时候，又写了一些诗，编成一小集，没有来得及出版。

“八·一三”后一二天，我和芦焚从雁荡山赶回到上海后，自己一个人经武汉于10月初到成都，在四川大学外文系当讲师。在那里我又先后与一些经过离乱的旧识重逢，也新识了沙汀等作家。我和何其芳、方敬以及四川大学的同事朱光潜、罗念生、谢文炳等自费用土纸出了几期小型半月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