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势所趋，我在1938年暑假前也有点思动，但只是想通过延安到敌后作战的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去转一转，访问和生活一番。由于何其芳的积极活动和沙汀的积极联系，我终于随他们于８月底到了延安。

我在另一个世界里，视野大开，感觉一新，也读了一点理论。在一些公共场合我见到过许多革命前辈、英雄人物，特别是在周扬的热心安排下，和沙汀、何其芳一起去见了毛主席。后来在前方太行山内外的部队里和地方上，还接触过一些高层人物，特别是在十八集团军总部见过朱总司令，还有许多各级英勇的领导和军民。

在延安客居期间，我写过一两篇听来的小故事，发表在刘白羽编的小刊物《文艺突击》上，也写过一个短篇小说《石门阵》，发表在延安周扬主编的《文艺战线》上。1938年底跟吴伯萧等在总司令部停留一阵的时候，我写了几篇连贯性的报告文学，总名《晋东南麦色青青》，寄回延安，在1939年《文艺战线》上连载了三期。1939年初，我还在太行山东南一个农家的磨石上信手写出了一个短篇小说《红裤子》，寄到西南“大后方”朋友处，发表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今日评论》上（还被译成英文，发表在英国《生活与文学》杂志上，其后被收入到英、美出版的两种中国短篇小说集）。

1938年11月初，我将要从延安出发去前方，当时响应号召写“慰劳信”（“慰劳”一词当时用起来等于今日我们用的“致敬”），就用诗体写了两篇。我在前方陈赓旅第七七二团随军生活了几个月后，回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临时任教。这时，我写出了《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一小本报告文学的头两章。1939年9月初回到成都，随四川大学搬去了峨眉山，我在那里的雷音寺续写完《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随即一气又写了十几首诗编成一小本《慰劳信集》。这两本稿子都被朋友陈占元带到了香港，于1940年在桂林明日社出版。1942年我让桂林明日社出版了自己的诗汇集《十年诗草，1930-1939》，把《慰劳信集》全部收入了，只是删去了各诗的题目，接着想再删去两三首，却已经来不及了。

1940年暑假，我转往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外文系讲师，三年后升任副教授，1946年再定级为教授，5月底即离开昆明，但迟迟至11月才复员到天津南开大学教课，第二年暑假前就南下准备出国。

皖南事变后，我妄以为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没有什么好谈了，就从1941年暑假起不问外事，课余一心埋头写我的一部定名为《山山水水》的长篇小说，自以为我只有写出它，才会对国家和人民有点用处。1942年初，我曾因私事到重庆，被周总理知道了，应邀去亲切晤谈并留吃晚饭，深为感动。但我回昆明后，仍先写完小说再去考虑其他问题。1943年八九月我写完全部草稿后，又想用英文来译改，这更没完没了。后来，从昆明到天津去之前的1946年夏秋，我先后在无锡太湖边的古庙和朋友钱学熙的西乡老家，完成了上篇的英文初稿。抗战期间我就只在1945年译了一本小书，即衣修午德的《紫罗兰姑娘》。

1945年英国文化委员会决定邀我第二年以“旅居研究员待遇”去英国住一年，后来把行期推迟至1947年暑期。我于1947年9月到了英国，与牛津大学拜理奥学院取得联系，作为那里教师席上一星期吃两次饭的常客。我在那里无非还是继续修改我的半部小说英文稿。一年期满后，我还留下来，迁居到牛津以西几十公里外的中世纪山村，继续埋头写作。但在冬天的重雾里，忽然从大报的头条新闻上看到了淮海战役的消息，如梦初醒，我才搁笔，于年底乘船回国，四星期后到达香港。候船北返期间，我曾从英文稿译回两章小说，交周而复编的《小说》月刊发表（小说上篇中文稿未带出国，后来回国找到了，就跟上篇一起自己处理了）。1949年3月中旬，我和戴望舒等数人乘货船北上，经塘沽直接回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