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书屋》发表的第二篇的文章内容是写刘少奇思想的（1999年第2期）。这篇文章发表时也进行了一些删节。文章的正题换成了一个读书类的题目《学习刘少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章原来的那个题目《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被我挪动做了副题。文章说明了刘少奇在做这个报告之前，先到河北等五个省做了“群众闹事”的调研。调研得出的结论是：“群众闹事”的第一个原因主要在于分配不公（那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利用职权多吃多占，贪污腐败还不像现在这样普遍严重）。第二个原因则是反映的意见不但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还被打击迫害，因而也就激化了矛盾。刘少奇调研做得细，分析问题也很细：“群众闹事经过几个阶段：先是提意见、提要求；然后是派代表交涉；如果交涉没结果，就开会，向北京告状，或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如果还没有效果就请愿，就闹事。大体上不是突然闹起来的，往往是经过好几个月，经过了半年，采取了各种办法，官僚主义不理，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才请愿、闹事、罢工、罢课。大部分闹事，开始只是群众讲闲话。所以劝同志们要听闲话，群众闲话不可不听。刚刚有了闲话，你听了，感到有问题，就去处理，这就比较好，解决了问题可以不闹事。因此要允许群众提意见，提要求，派代表交涉，开会，向北京告状，向《人民日报》写信。要允许这些事，要听闲话，就是要允许小民主。不允许小民主，势必要来大民主。”刘少奇还说：“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没有闹起来时不理，闹起来以后又惊慌失措，一惊慌失措就采取压制的办法。”“有的领导人处理群众问题是用力量去压服，而不是用道理去说服。”“是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说是教育群众，实际是整群众，只批评群众，不作自我批评。”“只去分清群众的是非，而不分清领导上的是非……结果就是这样：非的是群众，是的就是‘老子’。”文章还引用了刘少奇在1962年5月的讲话：“这几年的政法工作，就问题方面来说，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劳动教养本来是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结果用了同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行政拘留本来是有严格的时限的，结果长期拘留，不依法办事。行政拘留、集训、劳动教养，变成和逮捕一样。”文章认为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刘少奇在对待群众闹事时如何处理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意见：“群众闹事中间，反革命分子可能参加的，但是在今天，反革命分子只能够利用群众中的切身经济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来鼓动群众闹事。反革命分子不可能用反革命纲领和反革命口号来鼓动群众闹事。所以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先把群众的问题处理了，使群众安定下来，然后，才能处理反革命分子问题。不解决群众的问题，就不可能肃清反革命分子。”文章最后认为：“如果真正能按照刘少奇的思想理论行事，或者说真正按‘刘少奇路线’办事，就不仅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而且……”这篇文章也不长，也是只有三千多字，但它的强烈的现实性，却是谁都看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