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书屋》杂志曾就自由主义的问题发了一系列的文章，如郜元宝的《若有所思：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谢泳的《我们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刘军宁的《自由主义如是说》、谢有顺的《自由主义处于弱势的时候》、高增德的《且说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赵诚的《自由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张志扬的《“自由”为什么中断了？——纪念“五四”》、林贤治的《五四之魂》、李慎之的《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等。在我和吴江先生的通话中，他也认为这是中国处于世纪之交的一场重要的思想论争。于是，我就约请他能否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写一点这方面的文字。他高兴地答应了，文章很快就寄来了，写了将近八千字。我也将我拜读的感觉，通过电话告诉了他，修改稿很快又寄了回来：

周实同志：

打印稿今天收到，当天改毕。至于“附记”是昨天才完稿的，正好一起寄你。此文我自感还有一些见地，可能引起一点讨论，这也是好事。因为这个问题太需要讨论了。为了避免有人挑剔，我把文章搞得学术化一点。至于“附记”，我还拟趁此答复一位同志的意见，诸希斟酌。即颂

编安！

吴江

2000年1月21日

此文最后改定后，题目是《自由主义新论》，将近12000多字，发表在2000年第4期的《书屋》上。在他的这篇文章中，我最喜欢他引用的马恩著作的三段话：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篇文章，就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篇文章说的就是要向普鲁士政府争取人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反对无理的书报检查和思想钳制。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芬芳，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这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要求思想上百花齐放。

第二，恩格斯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格尔桑·特利尔信，着重指出工人自己队伍中不能消灭言论自由。他说：“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见1971年中文版《马恩全集》第37卷，324页）

第三，一八九四年一月九日，恩格斯致朱泽培·卡内帕和迪阿诺·马里纳的信，答复他们要求“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达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时，恩格斯写道：“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1974年中文版《马恩全集》第39卷，189页）

吴江通过引用这么三段话清清楚楚地说明了，无论你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面对自由这两个字都存在历史的共同性。这种所谓的共同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是个人自由，第二就是言论自由，第三就是思想自由。无此三者就没有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非常重视这种自由。吴江的文章写得明白，这是他的文章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