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作者必须也是自传读者。我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诧异，原来我所认识的人里面，已有许多男男女女出版了关于自己生平的作品。更遑论那些通常来说较为杰出或臭名昭彰的人士，早就有别人捉刀帮他们著书立传了。我甚至还没有把许多当代人物所写的、以小说形式加以包装、实则为自传的那些著作计算进来。或许我不应该惊讶才对。反正以写作与沟通为业的人，总是习惯和同类打交道。况且各种文章、访谈、印刷品、录音带甚或录像带，以及与本书相似的著作当中，有惊人的数量是由任教于大学的男男女女所完成的。可见我并非特例。

尽管如此，有个问题仍值得思考。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写出自传？更要紧的是，为什么那些与我并无特别关系，甚至在书店看见本书封面以前根本不晓得我的人，会想花心思来阅读它？伦敦的书店当中，至少有一家连锁书店在“传记”这个类别下面，又特别将某些人纳入一个称作“人物”（Personalities）的小类别。套用今天的行话，那叫作“名流”（Celebrities），而我无缘名列其间—“名流”也就是那些不论基于何种理由而闻名遐迩的人士，并且正是他们的名气才使得公众对其生平产生了好奇心。我也不属于那些有过参与公共事务的经历，故而得以将自传称作“回忆录”的人。那一类的人物通常不论男女，都在公共舞台上涉足颇深，有许多事迹需要记载下来或加以辩护；要不然就是他们与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关系密切，甚至他们所做的决定影响了重大事件的发展。但我从来就不是其中的一员。

或许我的名字会被列入一两个专业领域的历史著作，像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相关史料集，或者出现于某些讨论20世纪英国知识文化界的书籍里面。除此之外，纵使我的名字因为某种理由而完全消失不见，一如我父母在维也纳中央公墓的墓碑一般（五年前我曾费心寻觅却无结果），以20世纪为主题的论述也不致出现明显缺漏——无论在英国或其他地方皆如此。

另外，这本书并不是以当前销路甚广的“忏悔录”风格来撰写的，原因之一是只有天才才有资格自说自话，而我既非圣奥古斯丁，也不是卢梭。另一个理由则为，每当自传作者开诚布公地谈论其他在世者的隐私时，难免会以不恰当的方式伤害到某些人的感情。我没有理由要这么做，因为那属于死后才出版的传记，而非自传所该做的事情。无论如何，不管我们对那些事情再怎么好奇，历史学家不是传播流言蜚语的专栏作家。将军们的战功并非依据他们在床上做了什么事（或做不了什么事）来判断的。所有想从凯恩斯和熊彼特二人多姿多彩的性生活来推断其经济学理论的尝试，终将归于失败。而且我猜想那些喜爱阅读风流韵事传记的读者，将会发现我的生活是多么令他们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