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也不是打算为作者的生平提出辩解而写的。如果你不想真正了解20世纪，可以去阅读那些替自己做出解释、帮自己“出庭辩护”的人所写的自传；或者亦可反其道而行，阅读那些幡然悔改者所写的自传。这些类型的著作都好比是法庭进行验尸的时候，由死者来冒充验尸官一般。一位知识分子的自传必须涉及他自己的理念、态度与作为，而非只是一份自我宣传的东西。我相信这本书多少回答了新闻记者和其他人士经常向我提出的问题。令他们感兴趣的是一个不大寻常的案例—一位终生不渝却非典型的共产主义者，亦即“霍布斯鲍姆这位马克思派的历史学家”。然而我的目的并不在于向他们做出答复。历史可以评判我的政治信念（它其实已经大致做出了断语），读者们可以评判我的书籍。我所追寻的则是对历史的认知，而非打算得到同意、认可或同情。

尽管如此，除了出于人类对别人的好奇心之外，这本书或许还有其他值得被阅读的理由。我的人生经历几乎完全涵盖了人类历史上最奇特也最可怕的世纪。我在好几个国家生活过，并且目睹了三大洲许多其他国家的事物。或许我在漫长的一生当中并未留下任何显赫成就（我倒是在纸上留下了不少书面记录），但由于我在16岁时便立志当历史学家，我亲眼目睹并亲耳听闻了其间大多数的事件，并设法了解我这个时代的历史。

当我撰写完毕从18世纪末叶至1914年之间的世界历史以后，终于着手探讨我所称的《极端的年代：短暂的20世纪》。我认为这项工作的优势在于，我不仅以学者的身份进行写作，同时也是人类学家所谓的“亲身参与的观察者”。而这表现于两方面：我个人对那些发生于遥远时空的事件之各种回忆，有助于让年轻读者更加贴近20世纪的历史，同时我的叙述也再次唤醒年长读者本身的回忆。尽管我必须严格遵守史学研究的要求，但比起我的其他著作，那本书甚至是以更大的热情—正是属于极端年代的那种热情—来撰写的，不论是年轻的读者还是年长的读者都曾经如此告诉过我。除此之外，那本书试图以较为深刻的方式，展现个人生活与所处时代之间的相互交织；我希望对个人生活与所处时代的同时观察能有助于形塑一种超脱于两者的历史分析。

这也是一本自传所能做到的事情。就某种意义而言，本书是《极端的年代》的对照面；但所依据的并非是从单一个人经验来阐释世界的历史，而是世界的历史正在形塑个人的经验—更恰当的说法或许是，历史不断提供一组变化多端但又总是有所限制的选择机会。从这些选择机会里，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或许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按照围绕在他们周遭的世界来创造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