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研究档案资料后，人们可以得出结论相信，肯尼迪十分渴望让越南脱离苏联和中国的影响范围。但是，他不愿意为使西贡免于共产党的控制而付出任何代价、接受任何负担。他怀疑越南共和国方面是否致力于通过号召全国团结在深得人心的政策和领导人周围而维护自己的自由，因而更不情愿让美国更深地介入冲突。他担心这场战争会达到朝鲜战争的规模，担心陷入一场需要美国进一步增加资源投入的战争，因此他在1963年计划减少在越南共和国的美国军事人员。由于他希望能够压制媒体对美国没有能够在东南亚获胜的批评，因此反对扩大美国在该斗争中的介入程度。媒体对政府政策的抨击恐怕很有可能导致要求美国不是从战斗中撤退，而是要求加大介入，而那样至少会在1964年总统大选中与戈德华特这样一个军事型共和党对手的较量中产生政治问题。

当然，谁都无法证明肯尼迪会在1964～1968年期间如何对付越南问题。但是，他的言行表明的是从林登·B·约翰逊领导下的那种介入中谨慎有序的撤退立场。约翰逊在1965年3月决定发动的那场“滚雷”（Rolling Thunder)行动——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持续轰炸行动——绝不是肯尼迪的本意。同样，肯尼迪从来没有像约翰逊在7月份决定的那样同意向越南派遣10万名作战部队。由于在1964～1965年期间没有任何外交政策方面的总统业绩可言，约翰逊在限制美国在动荡不安的越南的介入方面比肯尼迪的日子更加难过。截至1963年11月，肯尼迪已经树立起一个强大的外交政策领导人的形象。在导弹危机\'口]题上令赫鲁晓夫颜面尽失，在战胜了苏联和美国军方以及美国参议院对禁止核试验协议的反对势力后，肯尼迪作为一个国家安全的捍卫者的信誉远远超过了约翰逊。因此，肯尼迪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说服国内、国外的人们相信，避免在越南的大规模军事干预是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的。

肯尼迪作为美国总统的最大成就是对苏美关系的处理，以及他卓有成效地遏制了美国军方的心态，即认定与莫斯科之间爆发一场核战争是有可能的，甚至事实上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肯尼迪在登上总统宝座之前，曾经有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期间产生了对军方的负面认识，而这种认识因为艾森豪威尔于1961年1月17日所说的话——他提出了对“军方和工业界综合体”的警告，而更进一步，此外还有他自己在老挝、猪湾事件、古巴导弹危机和越南问题上的亲身经验。肯尼迪始终相信，核战争是一种最后的、可怕的选择，因而他能够卓有成效地与赫鲁晓夫和苏联方面进行谈判，而后者与肯尼迪一样，甚至比他更加害怕核冲突的后果。柏林危机和古巴危机检验了双方避免核灾难的决心。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打开了著名的禁止核试验协定的通道，减少了危险的放射性沉降，增强了对苏联与美国重归于好的可能性的信心。正如在古巴和越南问题一样，谁都无法确信无疑地说肯尼迪两次完整的总统任期是否会缓和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不过，这当然是可以想象的。

肯尼迪的生命和总统任期的突然终结，为我们留下了令人遐想的各种“也许”、“可能”。然而，即使将所有这种猜测都抛在一边，承认失去过一些良机，走错过几步路，我们必须承认，肯尼迪的1000天激发了美国全国的美好想象，激励了人们对减少美国以及全世界分歧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