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地震和海啸造成的巨大灾难，日本民众大多处变不惊，沉着镇静，令世人瞩目。许多论者以日本独特的民族文化性格（或称“国民性”）予以阐发，但随后网络上围绕日本人“素质”的讨论又出现激烈的争议。众说纷纭之间，笔者对那些着眼于文化的解释渐渐生出疑问。

早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就发表了著名专栏作家纪思道的文章。作者根据自己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中的亲身经历提醒读者，不要指望日本政府会有多么出色的能力，但要关注日本民众“真正高贵的品质”，体现在“他们自身的坚定、淡然和井然有序之中”。他将这种高贵品质归因于日本独特的民族精神。在《上海书评》的长篇访谈中，日本东海大学的华裔教授叶千荣先生也对灾后“日本国民的自律意识”印象至深：“感觉仿佛这个民族在一个巨大悲剧到来的时刻，开始了一场全民族的出征……好像是一个巨大的无声电影的场面，仿佛是《出埃及记》里的一幕。”类似的，他也倾向于“从灾难看日本国民性”，强调了日本民族有一种将道德上升到美学意义的特殊文化：“让生命好似樱花一样在瞬间绽放。这种对瞬间美、短暂美的追求，以及把‘有终之美’作为目标，是日本人潜意识中的一个关键……”于是，“追求美、避免被认为不美，是对自律的一个诱导”。

以独特的国民性来解释独特的行为方式，似乎顺理成章，但困难在于如何面对“反例”。就日本灾民的表现而言，如果国民性可以解释1995年和2011年发生的两次地震，那又如何解释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呢？在那场大地震中，不仅有天灾造成的重大伤亡（死、伤人数都超过10万），也有“人祸”酿成的惨剧。当时指控朝鲜人“放火”和“暴乱”的谣言四起，引发公众恐慌，最终导致成百上千的朝鲜人被军队、警察和暴民处死（其中也有被误认作朝鲜人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遇害）。在那场灾难中，今天被人反复称道的那种沉着淡然、自律有序的日本国民性似乎荡然无存，而恐慌与极端的情绪却甚嚣尘上，并导致了野蛮疯狂的暴行。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日本民众今天表现出的那种“真正高贵的品质”是其国民性的彰显，那么这种国民性是在1923年之后才形成的吗？如果独特的文化对无法解释的现象就以“特例”来打发，那么文化解释的有效性又究竟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