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一住三个多月，我每日里无事可做，除了在城里闲逛外，就是写诗了。一共写了三百多首。我住在新民街的姑妈家，那是一个贫民窟，邻居几乎家家都有犯罪前科，很多人卖血换钱，为的只是买件衣服。重庆供应又特别匮乏，每月发一大张纸，上列各种数字，分别是糖票、肉票、肥皂票、火柴票……，某一数字并不专门对应某物，月月都有变化，在商店门口现行公布，稍不留神就会错过，所以一到月初大家都挤在那里抄录。最令人向往的事情便是能有肉吃了，我们去造访亲戚朋友，一顿便把一家人整整一个月的供应给吃掉了。也有集市，但是贵得惊人，最好是用粮票交换，大概三十斤粮票可以换一只母鸡，而一斤粮票值七毛钱，地方粮票比全国粮票贵一些。有一次和父亲去赶集，有人用一个小孩换了七十斤粮票，回家路上我忽然发现父亲在流泪。天气渐渐冷了，常看见几乎赤身裸体的乞丐蜷缩在小吃店熄了火的灶坑里取暖过夜，满身污黑的样子令我震惊。我在北京的生活虽然也不宽裕，但毕竟不大知晓世事，此番在重庆算是看到了人生真正的一面。然而这对我的影响或许还在多年以后罢。在重庆另一个重要收获是认识了廖若影，以后我对古诗略有心得，很多得益于他的指教。

我在重庆写的诗内容杂乱，其间逢着“四人帮”就缚，大家都去街上欢呼，父亲和我为此各写了不少诗，也曾抄录一册，仍是他写序，我写跋，题为“十月集”。父亲这两篇序各有三千字左右，分别题为“风景诗断想”和“政治诗断想”，其实是两篇论文，但都没有保存下来。后来我把自己在重庆写的诗订成一册，取名“山城集”，送给他看，他把修改时的感想写成一篇《改诗断想》，也算是序言，这篇还在，我给编进《沙鸥谈诗》里了。这可以看作是父亲对我的一番嘱咐，只可惜我写诗太匆忙，又不用心修改，未免辜负他的期望，就连他亲手订的这几个册子也都不见了。

离开重庆后我又去成都，在那里和在火车上都写了些诗。回到北京已是这年年底。此后仍然断断续续地写诗，也曾与过士行互相唱和，但主要兴趣已转回到那部写了一半的长篇小说上。重看一遍旧稿，觉得一无是处，于是连故事都重新编过，一切从头开始。小说原本没有题目，现在取名“枫叶胡同”。那会儿我很醉心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左拉的《卢贡–玛卡尔家族》那种多卷本长篇小说，尤其是人物穿插互见，内容涉及社会各个领域，自己不揣冒昧地也想学着写，就把这部小说算作其中第一部，当然这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妄想，我哪儿有那么多见识与生活可写呢。但从这时起，我总算开始独立自主地写小说了，虽然写出来的东西是与过去一样的糟。其间我去过一趟保定，又起念要把关于小说的一些想法写成文章，这在我也是平生第一次，大概写了两万多字，就中断了。

《枫叶胡同》写到一多半，传来了即将恢复高考的消息，只好先把这件事情停下来，集中精力准备考试。说实话我对高考并不抱太大希望，一来没有经验，二来以当时的家庭背景，考上也不相信会被录取。所以考完四门功课，从次日起就又接着写我的小说。一个多月后收到了北京医学院（后来改名北京医科大学，再后来又并入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是入学要到次年三月。我利用这段时间把小说写完，分上下两卷，一共有三十多万字。这小说后来曾由父亲交给他的一位当编辑的朋友看过，却只是说我替其中一个人物写的十几首诗很不错。我知道这次写作又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