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之后，功课很忙，除了偶尔写几首诗，差不多算是与文学暂时告别了。一九七九年春夏之际，父亲恢复工作，路过北京去哈尔滨。有些报刊向他约稿，他附带寄些我的诗去。放暑假时，我去探望父亲。就在那个月里，我有两首小诗被广东的《作品》刊发了，一首叫“怀老舍先生”，那时他还是我崇拜的偶像；一首叫“给一位诗人”，那诗人即是艾青，我曾随父亲去看他，后来写了首诗寄去，他没回复，但是后来我看到一本《艾青传》，抄录这首诗的全文，却说是“一个孩子”写的。第一次发表作品毕竟令人高兴，我用稿费买了一枝钢笔送给父亲，上面请人刻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一行小字。这是因为我听父亲讲过，当年他第一次拿到稿费，给我祖母买了一副手套。说来此前七年间我总共写了一百万字，在自己从来未与“发表”联系在一起，这都是因为父亲的支持与鼓励。当时所署的笔名“方晴”也是他给起的——“方”是因为我的小名叫“方方”，“晴”大概寓指当时的政治气候罢。我却不很喜欢，觉得有点文弱，但是后来我自己起的“止庵”其实也不好，只是作品发表多了没法改了。我倒想什么时候出个“止庵集”，径署本名，也就顺理成章改过来了。我在哈尔滨见着不少文艺界的名人，如艾青、萧军、秦牧、王朝闻等，但是对我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得到当地一位小说家屈兴岐的帮助，到伊春和五营去了一趟。这也是当年父亲写《初雪》时去过的地方。我还记得在屈家吃的现采的黄蘑馅的饺子，还有午餐肉罐头不用起子打开，而是用斧子一劈两半。伊春不知怎的让我联想到盖达尔在《学校》开头描写的教堂钟声四起的“我们的小城”，现在也许完全变样了罢。此行去的原始森林和汤旺河都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回到哈尔滨后，写了一组诗。诗虽然已经写了几年，但到这时我觉得稍微有点像样儿了。其中有一首《黄昏》，迄今我也还喜欢。在哈尔滨父亲有空就给我讲诗，多年后我把一部分笔记整理成《谈诗三题》，编入《沙鸥谈诗》，也算是一番纪念罢。

以后我陆续写了一些诗，陆续发表了出来。两年之间大约发表了一百多首。其中有一个小组诗《朋友》，还得了南京《青春》杂志的奖。这是描写诗人江河的。写到这里又要附带插一笔，略述一下我与几位“朦胧诗人”的交往。一九八○年王亚非来北京，不知通过什么关系认识了北岛、江河、杨炼、顾城和舒婷等人，也把我介绍给其中几位。北岛和舒婷没见过，顾城只在江河处有一面之缘，再就是一同去买过一两次书，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了。他有名的《这一代人》已经发表，说句老实话有点儿浅薄，因为“黑夜”与“光明”未必能够分得那么清楚。舒婷的《致橡树》就更是如此。还是北岛深刻些，将他的《一切》和舒婷的《这也是一切》加以比较就看出高下之分了。我后来产生种种怀疑意识，北岛大约是启发者之一。的确很少有人这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来往较多的是江河和杨炼，而江河更为熟悉一些，他住的宫门口横二条离我在羊肉胡同的大学宿舍不远，所以时常去拜访他，到现在仍然是很要好的朋友。“朦胧诗人”那时大多还处于光明时期，作品其实相当正面。“朦胧诗”对我没有产生影响，这时我写的都是八行诗，很拘谨，尤其是总要事先设定一个情景，这种约束不打破，诗很难写得自由自在。一九八一年春天我又到重庆、成都、武汉和江南一带游玩，共得诗二百余首，都是八行诗。父亲曾说八行诗中他尝试过各种分节排列形式，有二、二、二、二，四、四，二、四、二，一、三、一、三，八行不分节等，这时我又给添上三、二、三这一种。此类形式探索并非无益，目的是实现最佳表现方式和最大可能性，即如父亲所说：“由于情绪及素材组合的不同，在八行的排列上也应该变化。”（《从八行诗到“新体”》）但是八行诗这一形式到此也算写得烂熟，不复觉得有什么意思，于是就停笔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