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在八十年代中写了《太阳和他的反光》和一些爱情诗，曾经把初稿寄给我看，《反光》亮色很重，或者说过于向上，像我始终喜欢不起来的贝多芬；他那些爱情诗却很优美深沉，对我颇有启发。从前在报上看过一则征婚启事，有两句云：“右耳听力微损，但不影响轻声交谈。”我很感动，觉得有种近乎绝望的柔情。江河这批诗作，也给我类似感觉。他也是给过我很多影响的人。一九八六年夏天以后我们有一年多没有来往，正是在这期间蝌蚪自杀了。我和她也是好友，有一回还谈论过自杀的话题，所以她的死对我震动很大，甚至有种负疚之感。以后江河去到海外，我们继续通信，通电话。说来这对夫妇是我常常怀念的朋友，我曾分别为他们写过《记旅愁》和《蝌蚪纪念》的文章。一九八五年初，我认识了父亲的朋友沙蕾，他是一个老现代派，而且更为纯粹。至少一部分是因为听了他的劝告，父亲和我以后分别改变了诗风。沙蕾死后，我的悼念之作《诗人之死》，就写法而言与以往的已经完全不同了。

一九八七年四月，我一趟趟地到沙窝的传染病院探视一位病人，每次都要穿过整个北京城。坐在公共汽车上，忽然想起写诗多年，一直没有像点样子的东西，不如用心写一篇罢。这样就写了《骊歌》。我的确有告别之意，首先是与自己的文学生涯告别。这组诗颇具自传色彩，写完之后意犹未尽，于是决定把它算做一个更大的组诗的一部分。九月我又写了《月札》，较之《骊歌》更具些现代性，但是观念都被粉碎了。一九八九年一月写了《日札》，却是转到了相反的方向，更追求意境，如果另取一个题目，可以叫做“古意”。其间到郑州玩过一趟，戴大洪陪我去了开封、洛阳，看到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那时污染不多，面部还很干净，我为其如此正大端庄所震撼，曾打算写一首长诗纳入组诗，可惜没有完成。后来想定整个作品共包括四部分，但末尾一组却迟迟写不出来，其间无论我还是世界都有太多的变故。直到一九九三年四月，才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写了《挽歌》。我在公司上班，那几天里神情恍惚，完全沉浸在诗意之中了，这在我写诗的生涯中还是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挽歌》形式与前三组稍有不同，由短章变为长篇，也许该得如此，所谓“行乎当行，止乎当止”。写完《挽歌》，关于我自己，关于这世界，似乎也无须再以诗或别的文学形式说什么了。当时最喜欢的是贾岛和李贺，他们的韵味在整个作品中明显表现出来。可能还有圣–琼·佩斯和埃利蒂斯的痕迹。但是换种眼光，也许受到卡夫卡的影响更深一些罢。的确相当长时间我都有个错误的想法，即认为只是世界上的某一部分不行；到了很晚才明白，这世界整个不行了。我为组诗起个总的名字，叫做“如逝如歌”。找了两句现成话作题词，说明这个题目的出处，一是《论语》里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是《诗经》里的“啸歌伤怀，念彼硕人”。这样好像我有个“硕人”要予以歌咏似的，真人老实讲还不曾找到，或许是一个臆想的影子罢。

我的所谓“创作生涯”说来就是这样，实在乏善可陈，顶多算做一份失败的记录。前后二十年工夫，写了这许多字数，如果勉强要说有何收益，那么也就是一点，即一管笔因而比较听使唤了，如果打算描述什么不至于太过犯难。更多的好处还是在相反的一方面：无论小说，还是诗，虽然没写出什么玩意儿来，总算是对文学这件事情大致有所了解，也就是知道其特色所在，——既然是特色就不是普遍性的。所以后来弄非文学的东西，譬如现在所写的随笔之类，便不一定非得要往文学上靠拢，那种把文章写得像是小说或诗的样子，我觉得大可不必。而遇见有人以“才情”要求随笔，就觉得有些好笑，心想不如去读诗罢。我有一句话叫“诗文有别”，其实是自己的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