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八月一日，我家出了一件大事：二哥突然离家出走了。他留下一部《中国围棋史》的稿子。以后为谋出版，我重新改过一遍，原稿有十万多字，大约删减了三分之一，行文也变得较为通俗，题目更为“中国围棋史话”，于一九八七年二月面世。署的他为自己起的笔名“见闻”，表明仍是他的著作。八十年代初我写了几本日记，差不多都是读小说的感想。后来把稍成片段的抄成一个小册子，题为“一念之差”，约有五万字。这稿子拿给一位小说作者看，退了回来，说是太过杂乱。这话未必没道理，说来我对小说的意见，要到多年以后我已不大看小说时才算稍稍完整一些。与此同时，我也写了一些小说。先是中篇小说《四合院》，五万多字，表现“文革”起始一个月中我家的遭遇，完全是写实的，寄给父亲，他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我不很同意，就放下了。一九八二年，和姐姐合写了一部小说《结束或开始》，寄给一家杂志，回信说可以刊用，不过要压缩一半篇幅才行，我觉得未免过分，也就没有发表出来。这小说取材于姐姐的经历，她写了一稿，我写的二稿有十七万字。

我自己写的一个中篇和十多个短篇倒是都发表了。我一直没有兴致重看过去的东西，回想起来，其中几篇运用北京方言的，是老舍影响最后的遗留，写得相当肤浅；几篇写个人感情的，内容也很空虚，不过有一篇《世上的盐》（发表时被编辑改名为“失味”），是写发生在北戴河海边的一段爱情体验的，文字倒是很美。中篇小说《喜剧作家》写在一九八五年，是较为用心之作，这小说本来有个标准的通俗小说框架，我却写成现代派作品了，五万多字都是人物的意识流。承蒙蝌蚪的推荐得以刊用，但是有所删节，有一大段运用罗伯–格里耶《快镜集》那种过细描摹“物”的笔法，写时颇有些得意，却被删得只剩下几句了。我喜欢读作者态度克制的小说，一九八六年自己也写了一篇《墨西哥城之夜》，篇幅很短，字面之外的余意较多。我还写了一篇《走向》，受莫里亚克影响较大，在我的作品中是最有诗意和激情的，原计划写很长，但只完成了开头一部分就停笔了，时隔多年，我已忘了情节接下来如何进展了。此后我大量读周作人的作品，随即对小说这种形式有所怀疑，主要是感到描写这种方法总归难得自然。我读小说，觉得英国的绅士作家一派如格林、毛姆等倒还舒服些，而更合乎我的理想的是日本的井伏鳟二，他的小说很少有情节因素，已经接近于随笔了。一九八七年写的《姐儿俩》，便是我由小说转向随笔的一个标志，极少描写而多用叙述，但是不大被编辑所接受，几经波折，才由父亲介绍发表出来，可是不知怎的把结尾一小段给删掉了，主人公也就没有了收梢。这是我写的最后一篇小说，为此曾写一封长信给父亲，日记里略作摘抄，末尾有几句总括的话：“我有几点爱好，这几年一直坚持着，一是不介入，所谓平和原是基于此的；一是相信细节的力量；一是质朴，这既是对语言也是对结构的要求；一是情节与人物命运有种向着某个方向进展而不可挽回的趋势。这些都只是爱好，没有什么理论依据。”我写小说的经历也就到此为止。当然设想也还有不少，曾经打算以大学生活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后来又编过一个复仇故事，都记有大量的札记，可是到底没有写出来，也就不必多说了。一九八六年春天我在苏州呆了一个月，给母亲写了两封长信，各有一万来字，后来整理为一组游记，取名“姑苏一走”。游记本无足道，但文字与此前确有不同，开始变得朴素，也略带涩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