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所写的《谈诗》（一九五六）、《谈诗第二集》（一九五七）、《谈诗第三集》（一九五八）和《学习新民歌》（一九五九），是我最早接触到的诗歌理论著作。里面有不少批判文章，父亲在“文革”中已经一再对我说不该写的，其他文章现在看来所谈也不算特别深入，但是其中对若干诗作（特别是几首唐诗）的具体分析，却给了我很大启示，以后我读古人的诗话、词话，悟得文学批评的一条路径，就是由打读父亲这些文章起步。父亲教过我写小说，写诗，却从未教过我写文章，他的文章的布局和行文与我也不特别合拍，但是上述这一点的确是效法他的。换个说法，父亲教给我一种细微体会的读书方法，无论以此读诗，还是读别的东西，都很适用。

父亲写诗很快，但总要反复修改，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随意写诗，刻意改诗”。他留下几个写诗的本子，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笔写满了修改字样，有时一首诗经过多次修改，最初写的剩不下一句半句了。这是父亲在艺术上特别认真之处。除了《如逝如歌》，我写诗大都很粗疏，曾经多次为他所批评；我明白反复修改的意义，是在很久以后。至少对我来说，有相当一部分语感是靠修改得来的，放弃修改也就是放弃语感。古人说“吟安一个字，捻尽数茎须”，何以要谈到“安”呢，实际上就是获得了语感的最佳状态。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即在上述这三方面，即对艺术底线的恪守，细微体会的读书方法，和反复修改的创作习惯，我因此而终身受益。

关于所读到的父亲的作品，不妨多说几句。父亲有两部叙事长诗的稿子迄未出版，其中《奔流》写在一九六四年，有七千多行，内容我已记不真切，他自己后来也不大提起；《丁家寨》写在一九五九年，有四千多行，描述三十年代四川农民的一场暴动，现在我仍然觉得，这部作品当年因故未能印行实在可惜。这是父亲根据他一九四九年出版的同名三幕五场诗剧重写的。家里有一部这后一稿的油印本，我多次阅读，知道真是父亲的用心之作。说来我试验过多种文学形式，惟独不曾练习写作叙事长诗，不过从读《丁家寨》起，倒是读了不少此类作品，比方普希金与拜伦所写的那些。一九七九年我曾劝父亲想法子把《丁家寨》发表出来，他看了一遍说应该略加修改，但是只改了一个头儿，就放下了。他去世前夕，有一次我提起这部稿子，他很是黯然，不胜惋惜。父亲六十年代还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三个红领巾》，主人公是一个乡村女教师，这稿子是我当年的重要读物，我写小说也以此为学习对象。阅读父亲作品对我的帮助可能还要大于他亲自给我的指教。一九八○年他应一位编辑朋友（就是看过我的《枫叶胡同》的那位）之约，把这小说修改一过，更名《两个与三个》，准备出版，但这朋友在松花江游泳时突发脑溢血死了，出书的事情也就耽搁下来，现在连稿子也不知下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