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父亲和我在文学上的关系，“师友之间”其实是最恰当不过的话，而具体说来，大约以八十年代初为界限，此前我们更像师徒，此后则更像朋友。父亲曾经非常正统，无论思想意识，还是文学观念，可以说除了始终重视美之外，他原本是那个时代里一个合乎要求的“文学工作者”。八十年代初我思想上发生一些变化，接受了现代派的文学观念，于是与父亲不复一致。我写过许多信陈述我那些越来越离经叛道的看法，还曾寄了许多现代派作品请他阅读，其中包括后来他取法颇多的意象派和超现实主义的诗作。主要是由于际遇的变化，其次是因为我的劝说，父亲在八十年代中期艺术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当然也还有来自别处的影响，譬如沙蕾四十年代写的那些诗。关键有两个问题，一是写什么，一是怎么写。后一问题具体说来，就是是否要放弃八行诗。父亲七十年代用八行诗写出很多精品，一九八一年出版了一本《梅》，但此后就进入衰落期了，寄来的新作，特别是写所谓“农村专业户”的诗，我觉得实在不好。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我去成都出差，他特地从重庆赶来，都住在诗人王余家，但王余并不在，是他的儿子王晓星接待的，我们共谈了十天，以后父亲在《从八行诗到“新体”》中说：“我创作上发生重大突破的契机是一九八五年冬在成都与方晴的一次长谈，结果是我从此放弃了八行体诗，而开始写我自称为‘新体’的现代诗。”放弃八行诗只是表面现象，实质是放弃了传统的描摹现实的创作方法，主要表现对象由客观世界转向了自己的内心世界，特别是情感世界。这里我的确起过一点作用。说来也有意思，我的艺术观念更新了，成果最终不是落实在自己身上，却落实在父亲身上。我自信是父亲最好的一位读者，确实知道他写诗的才华，我不愿意这才华被埋没了，而希望能够尽最大可能地表现出来。如果说我与文学前后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也有过一点贡献的话，那就体现在这里了。

父亲是异常聪明的人，在成都我们刚谈出个眉目来，他已经开始写“新体”诗了。此后的九年时间，他共写了七百多首，而且越写越好，最后的组诗《寻人记》，我以为堪称中国新诗史上的杰作。长诗《一个花荫中的女人》也是非同凡响的。这期间我们见面，通信，谈论他的创作比谈论我的更多。如果没有“新体”诗的写作，父亲的文学成就恐怕要差不小的一个层次；到他去世时，我觉得作为诗人他是完成了的，而且毫无愧色。对自己在这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我长久都有一种光荣之感。父亲去世前两个月，收到出版社寄来的《寻人记》样书，他送给我一本，在扉页上写道：“人生长途，知之者晨星耳！”

与此同时，父亲当然对我也很关心。他病势已深的时候，还就《如逝如歌》和我谈到半夜，我清楚记得他说过“应该为读者理解你的意象导航”的话。我刚动手写随笔不久，他就来信说：“你的随笔，我也希望尽快写一百篇，这本书很重要，得有适当的‘厚度’。一百篇大约十五万字，或多一点，正好。题材还可再放开一点。从全书来考虑，争取达到一个‘博’字。”（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八日）正是因为有父亲的鼓励和督促，我在九十年代才重新将精力转向写作，但那已是在他去世的前夕了。父亲临终前对我说，我对你的未来是放心的。这句话分量很重，我只有以此自勉，走完不再有父亲同行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