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廖若影虽只见过两面，印象却很深，觉得他是一个严谨而和蔼的人。从他的信中，时而又反映出另外一面，盖“有骨”、“能放”和“有神”，诗品如此，人品或许亦是如此。如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来信，附有《邻家麦酒（即杂酒）新熟偶醉》一首：“舍近西家不言遥，荒村何处买香醪。山翁酒熟邀有意，不辞新病醉春宵。”诗末有注云：“这首咏酒诗，其实我对饮酒已早减少，甚至于不饮，但遇到好酒，还是想喝一点，喝得不多，一喝便醉，句中的‘醉春宵’只是诗的一种写意，不必真的醉如泥也，一笑。‘杂酒’系用豌豆、大麦、高粱合制酿成，先贮于小瓦坛内，泥封其口，待熟后，用时去其泥头，置于桌上，饮者各以麦管吸取之，别有一种风味。旧时市上有出售者，今绝迹，只有私家酿制。”此种潇洒风趣，可惜我未能当面领略；而此后只怕于别处更难得遇着了。廖若影于一九八五年逝世。前几天他的儿子敦忠忽然打来电话，说重庆南岸黄桷垭的故居还在，只是成了危房，已经没人住了。我还记得矗立山顶的那幢小楼，很想找机会再去看看。

第三位是沙蕾。我从前已经写过一篇《关于沙蕾》，这里所写也只是补遗了。沙蕾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和我相识前后只有一年半时间，他就死了。这期间他来我家作客至少在二十次以上，给我写的信加起来有一百多封，可以说是往来非常密切。可是要讲到他对我的影响，应该说主要是靠他四十年代写的那些诗，与他和我谈话写信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对人生和文学的看法并不相符。如果非要加以归属，沙蕾还是浪漫派或理想主义者，无论人生或者创作都如此，所以我们在一起争论的时候更多。我曾称他为“老现代派”，乃是就诗的写法而言，它们让我耳目一新；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些诗的艺术成就所带来的震撼性，我（父亲大概多少也如此）简直是因之而猛醒了。沙蕾四十年代写的诗，不知道总共有多少；他在一封信中说曾寄给徐迟一卷手稿，共八十五页，大约就是全部了，后来发表出来的不过是一部分而已。沙蕾死后，我去他的住处，看到过一些诗稿和画稿，但是没敢乱动，只嘱咐他最后那位女友，一定要妥为保存。听说沙蕾的遗物都被他的后人烧掉了，如果这些诗作落得如此下场，那不啻是中国新诗的厄运了。关于中国新诗，我一向不大看好，因为最好的诗人始终得不到标举，沙蕾即为其中之一，沙蕾诗名不彰，新诗就很难说已经有了公正的标准。

父亲写过一篇长文谈论沙蕾的诗，题为“星斗在黑夜里播种”，后来编入《沙鸥谈诗》。这篇文章并非父亲的上乘之作，因为思路太过清晰，对诗的很好的感觉硬被纳入理智的框架里了。但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有关沙蕾惟一的一篇评论。沙蕾曾建议我为他写评传，我自认没有这份功力，但是他的诗的特色确实应该找机会讨论一下的。关于中国新诗，我想缺乏的是一条大家都义无反顾地愿意走的正路，也就是真正对美的追求；个别诗人的确注意到这一点，也曾有所尝试，但是都还有弱点，譬如徐志摩美则美矣，未免失之于肤浅；何其芳美则美矣，未免失之于陈旧；戴望舒取法稍正，然而好坏参半。沙蕾大概也是如此，他当然也写过不好的诗，但他那些杰作，如此美而深刻，美而新奇，实在很是罕见。这也正是他不能见容于中国新诗史的原因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