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说到的三位，都是我的前辈；接下去要从同辈中挑几位讲讲了。按顺序第四位是王亚非。在我的文章里，大概要数“亚非兄”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最多。我也打算写一篇《与亚非兄一夕谈》，但是一直没有写成，或许因为这“一夕”真够长的，足足有二十多年呢。而我们之间一向谈论的，都是极其严肃的话题，旁人听来没准儿就要头疼。王亚非别有事业，就与我的关系而言，他应该算是我长年来的一个倾听者和确认者。我写了东西，尤其是自己觉得有点意思的，如果不拿给他看一遍，总归不大放心；而他所提出的意见又往往最为中肯。写完《如逝如歌》，我有机会去武汉出差，当时他正患阑尾炎住院，我把诗稿带到病房去，他看过之后我才觉得是完成了一件事。以后我写文章，经常在长途电话里读给他听，甚至包括《樗下读庄》的若干片断。王亚非不弄文学已经很久，基本上成了纯粹的读者；但是在他所关注所思考的领域，始终保留着一个频道与我交谈，而交谈的内容却几乎都是由我来决定的，或者干脆说就是讨论我自己的写作问题。他这个人最严肃不过，有点儿不苟言笑，同时又特别随和，记忆里从来没见他生过气。说来我们的思想，无论人生观还是文学观，都不尽相同，但是他在上述交谈中，并不以他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我，而总是从我的出发点出发，看看我的设想究竟实现了多少，还有什么不足之处。他由此而提出不少具体的补充意见，我差不多都吸收在文章里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将其视为我们的共同创作。

父亲去世前，特别想和自己的这个侄子见一面，一再问我他还没有来么，我觉得父亲是依靠这种期待多捱了几天；王亚非性格上有个特点，用他一句口头禅来形容就是“莫慌”，结果来晚了。倒是陪了我一段时间。我当时悲痛至极，他建议一起把父亲的诗选和论文选拟个纲目，也算是转移一下注意力罢。弄诗选时，我提出有一首写给我的《保定莲池》，父亲生前也喜欢，是否可以编入；他说这首诗艺术上稍弱，以不入选为宜。我找出各种理由，他很严正地说，不敢苟同。到现在我还记得他那个不容商量的神情。这些年里我们谈论文学问题，多有我喜欢而他不喜欢的东西，说来说去，总都归结为这四个字上。所以他一面是宽容，另一面就是不苟且。但也不是说他固执。他的看法也有不少改变，但一定要自己想通了才行，别人不能强加意见给他。记得将近二十年前，杨绛的《干校六记》刚刚发表，我推荐给他，他那时还喜欢杨朔，我们站在王府井书店门口，争了半天到底谁好，这问题现在想来简直可笑，当下好像谁也没有说服谁。可是后来他讨厌杨朔之流，只怕不在我之下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