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讲过，一九七六年我第一次与王亚非见面时，他简直就是异端。所特别推崇的是两部书，一是《静静的顿河》，一是《文心雕龙》。给我写过一封将近两万字的信，专门谈艺术感受，其中大段抄引《静静的顿河》，详细加以分析。他其实始终是个人本主义者，所强调的是生命意识，我觉得他迄今大概受尼采影响最大。这如果拿中国传统的观念来比方，也就是“有”。而我则接近于“无”。所以我们很不一样。他读书也多用这副眼光，例如《干校六记》，他特别注意的细节是有个人淹死了，“我慢慢儿地跑到埋人的地方，只看见添了一个扁扁的土馒头。”他最推崇的风格之一是“饱满”，诗如此，小说也如此。前些时他从欧洲回来，和我谈了一次画，特别提到席勒、马克和康定斯基，大约还是因为合乎他“饱满”的美学观罢。有一次谈起他最喜欢的小说家，排列成三档：第一档只有一位，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档有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和肖洛霍夫（限定于《静静的顿河》的作者）；第三档有莫里亚克、蒲宁和昆德拉。我很推崇的福楼拜和罗伯–格里耶，并不在此之列。大约他的内心深处，比我要热一些，至少我喜欢的冷静与克制他不尽认同，但是他对我很能理解。有一回他来我家，几乎花了整整一个晚上讨论我的《如逝如歌》，说写得很是阴冷，这眼光确实有点厉害。

对王亚非我有句话可以在这里顺便一说，就是以他的文学修养，竟然始终没有写出一部有点分量的作品，未免令人遗憾。记得母亲也说，你怎么不登台，老是在那儿练唱。他很早就热衷文学，所做的准备也很多，很扎实，但是除了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反复修改一组题为“黄昏的湖”的诗之外，好像并没有写过什么别的。说来父亲对他寄予希望最大，去世前一年，王亚非来京探望，还专门给他讲了十几天的诗，后来我把他的笔记整理成《夏日谈诗》，收入《沙鸥谈诗》里。从中可以看出，当父亲选择他为谈话对象时，谈话所涉及的层面最深。前边我讲他已经别有事业，但还是希望他至少能写一本书出来，以不负我们的期待。好在他还年轻，姑且俟之来日罢。

第五位是戴大洪。关于他我也写过好几篇文章了，如《挑书》、《寄河南》，还有《“悲观的理想主义者”》。当年王府井书店每逢周日早晨才卖新书，一开门大家便排成长队，每种每人限购两册。有回大哥去晚了，托排在前头的他代买，二人因此结识。具体时间他已忘了，只记得第二或第三次见面时，大哥推荐了重印不久的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查阅这书印刷日期，是在一九七九年九月，那么是在此之后了。以后大哥经常向我提起这个人，可是我反应不甚积极，所以很长时间未能结识。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大概还是我的孤傲使然罢。一九八一年夏天，大学里的一个女同学托我做媒，我不认识什么人，忽然想起戴大洪来，当时他在北京工业学院读光学，于是托大哥去请他给介绍一位。我带着我的同学，他带着他的同学，在美术馆门口见面，然后我们俩就撇开这一干人，去到王府井买书。那次因为他的建议，我买了一套《巨人传》，这事情我还记得清楚。媒没有做成，我们却从此成了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