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定有本《早年的欢乐》，我还是三十年前读的；写的什么记不真切了，题目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讲到我自己，“早年”并无什么“欢乐”；假如非得指出一项，那么就是这本小书里所记述的了。现在把稿子重校一遍，忽然想起费定的书名，打算移用过来，又觉得未必能够得到他人认同。我所讲的事情，恐怕早已不合时宜。因为这里所提到的，说老实话无一不是闲书，统统没有实际用处。花那么多工夫在这上面，也只是“穷欢乐”罢了，人家看了大概要笑你是傻瓜或疯子呢。

却说有家出版社曾经陆续推出一种“文库”，包括“传统文化书系”、“近世文化书系”和“外国文化书系”等类。刚开始还有些反响，后来就不大有人理会，再往后则根本在书店里见不着了。这套书选目是否得当，翻译、校点是否认真，均姑置勿论；只是假如早些年面世，恐怕不会落到这般下场。读者的口味已经变了，不复我们当初那样求“博”，转而求“专”，——“文库”的推出，本来旨在适应前一种要求；而后一种要求，没准儿只是急功近利打的幌子而已。

我知道自己赶上一个观念嬗变的时代；至于这变化是好是坏，殊难确定。《渔父》有云：“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我们常常笑人“随波逐流”，或许倒是自家修行不够。虽然我也明白，不够就是不够，假装不了圣人。此所以还要唠叨读什么书，有何感想之类老话。当然不妨声明一句，我读这些闲书，并不耽误读对我确有实际用处之书，——我是学医出身，有用的只是教材，每本厚薄不等，加在一起有几十本，前后历时五载读毕。这里不曾谈到，当年却未尝不用功也。

此外书中遗漏之处还有很多，这回并未逐一补充。理由即如从前所说，挂一漏万总归好过喋喋不休。譬如“思想问题”一节，如果详细报告需要增加几倍篇幅，但未必有多大意义。何况很多话别人早已说过，而且精辟得多。前些时我对朋友讲，这方面所思所想，可以归结为前人的两段话，其一是周作人所说：“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灯下读书论》）其一是福楼拜所说：“我认为，我们能为人类进步做一切或什么都不做，这绝对是一回事。”（一八四六年八月六或七日致路易斯·科莱）——从这个意义上讲，冥思苦想远不及多读点书更其有益，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虽然拈出这两段话来，并强调其间互为因果的关系，似不失为一得之见。

顺手添加了几幅插图，都是自己喜欢，又有些感想的。与正文并无关系，不妨说是自成片段。

二〇〇五年三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