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70年12月上旬与约翰·列侬进行了这次访谈，地点在他经纪人位于纽约百老汇的办公室，居高临下，远离白昼的喧嚣车声，就在纽约百老汇音乐重镇的中央。我们和洋子一起，在一间嵌着核桃木壁板的巨大会议室里，多少有点遗世独立的感觉。

洋子帮了很大的忙，当话题变得比较不确定时，她总会视情况补充几句，把焦点重新拉回来。因为洋子跟我们一样是Beatles/约翰·列侬的歌迷，每当约翰表现出难以克制的幽默感，她也会忍不住笑出声，并对他的一些主张和想法感到敬畏。她充分理解，也能分享那属于美好旧时光的披头狂潮(Beatlemania)。

一如许多只属于特定时期的事件或主张，这次访谈有许多内容是出于直觉与当时的风潮——Arthur Janov博士就是后来被无情扬弃的热门名词之一。

而我猜想约翰对这次访谈多少也有同样的感觉。有些地方可以看到他提出的警告，说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话讲得太多，并且一变再变的家伙，不断把先前的主张置之于脑后，扬弃自己不再信服的理论。这是成熟艺术家的天性，不断追求新的门道、新的构想。

这次访谈是Beatles解散之后，约翰第一次滔滔不绝地将事情和盘托出，或至少透露了其中的一大部分。姑且不论后来他在若干特定想法与观点上的改变，这仍然足以视为一份重量级的宣言——关于Beatles的解散(因为约翰是他们的队长)，以及约翰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种种。它应该被视为一份历史文献，同时也是一次重要的揭露。访谈中有一小部分，几乎都是零碎的内容，是在圣诞节后通过电话录音采访加上去的。

我曾经试图为这次访谈加上更多的深度讨论，让这本回忆录能更完整、更斩钉截铁，但后来约翰对这件事不再感兴趣。所以这里呈现的内容，就是当初事件的原貌，只是在事后编辑时做了些细小的修饰。

这次访谈主要是基于个人的承诺(一部分也是为了宣传当时即将发行的个人专辑John Lennon/Plastic Ono Band，在我与约翰持续交涉了大约两三年之后才促成，事情始于Two Virgins照片刊登在《滚石》杂志的那期封面(1968年11月23日)，继而是约翰为多伦多和平音乐节(Toronto Peace Festival)写的文章(1970年4月16日) h，后来则是一次在他们位于Ascot i的住处与洋子的两小时会谈。当时约翰不愿意下楼来见我，据洋子说，是因为他“太紧张了”(too paranoid)。

打过许多电话之后，我们终于在1970年6月见了面，当时他与洋子趁着到洛杉矶造访Janov的期间，顺道至旧金山一游。我和我的妻子Jane与他们共度周末，带他们在旧金山走马观花。我们四人来到一间空荡荡的戏院，看了下午场的Let It Be，那部记录Beatles解散过程的电影。电影结束时，我们多少都被感动了——无论是身为亲身参与的一分子，还是忠实的歌迷——我们都流下了眼泪。

大约五个月之后，约翰、洋子与我在纽约见面，终于记录下了他对Beatles时期的回忆。

约翰·列侬是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访谈中或有瑕疵，但这一切都在你手上了：一份来自有史以来最成功艺人的回忆录。

1971年于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