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889年6月11日（新历23日）出生在奥德萨附近（大喷泉）。我的父亲当时是一名退役的海军机械工程师。当我还是一岁的小孩子时，便被送到了北方——进了皇村。在那里我一直生活到16岁。

有关皇村，我最初的记忆是这样的：葱茏的绿意，众多公园的潮润与辉煌，保姆曾带我去过的牧场，我们曾骑着形形色色小马的跑马场，古老的火车站和一些别样的事物，它们嗣后都被录入了《皇村颂》中。

每年夏季，我都是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人马座海湾岸边度过的，也正是在那里，我与大海结为了好友。这些年给我留下最为鲜明印象的是——古老的赫尔松涅斯，我们曾在它附近居住。

我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通过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来学习阅读的。5岁时，听着女教师给稍大些的孩子们上课，我开始学习法语。

当我写下第一首诗时，我11岁。对我而言，诗歌的启蒙并非来自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而是杰尔查文（《在皇室少年生日那天》）与涅克拉索夫（《严寒，通红的鼻子》）。这些作品我的妈妈都能够背诵下来。

我曾就读于皇村女子中学。起初我的成绩非常糟糕，后来变得十分优秀，然而内心却总是不太情愿学习。

1905年，我的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孩子们搬到了南方。我们全年都生活在叶甫帕托里亚。我在家中学习了中学毕业前一年级的课程，我还常常怀念皇村，并写下了大量庸俗无聊的诗歌。1905年，革命的回声隐约传到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叶甫帕托里亚。最后一年级的课程我是于基辅完成的，在封杜克列耶夫中学，1907年我从那儿毕业。

我考入了基辅的高级女子学校法律系，暂时不得不学习法学史，特别是要学拉丁文，我对此曾经比较满意。但是，当只纯粹地讲授法律时，我便对这些课程失去了兴致。

1910年旧历4月25日，我嫁给了尼·斯·古米廖夫，我们去巴黎度过了蜜月。

在巴黎鲜活的肉体上（左拉如此描写道），新的街心公园铺设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Raspail街心公园)。爱迪生的朋友维尔涅尔，在“TavernedePanteon”（先贤祠咖啡馆）指着两张桌子对我说：“这里聚集的都是你们的社会民主人士，这边是布尔什维克，那边是孟什维克。”喜欢不断花样翻新的女人们，有的打算穿上那种裙裤（jupes-cullottes），有的打算穿上几乎覆盖了双腿的窄裤（jupes-entravees）。诗歌几乎无人问津，人们之所以购买诗集，仅仅是由于上面的小花饰出自有名或名气不大的画家之手。我当下便明白了，巴黎的绘画吞噬了法国的诗歌。

回到彼得堡后，我在拉耶夫高级文史学校学习。此间，我已经创作了不少诗歌，它们后来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诗集。

当人们给我看英诺肯基·安年斯基的诗集《柏木首饰匣》校样后，我曾激动异常，读着它，忘记了世间的一切。

1910年，象征主义的危机明显地暴露出来，刚起步的诗人们已经不再追随这一流派。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未来主义，而另外一些人加入了阿克梅主义。我与“诗人第一车间”的同道——曼德里施塔姆、泽恩凯维奇、纳尔布特——一起成为了“阿克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