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春天我是在巴黎度过的，在那里，我成为俄罗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见证者。1912年，我游历了意大利北部（热纳亚、比萨、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的自然风光与建筑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如梦如幻，会使你终生难忘。

1912年，我的第一本诗集《黄昏》问世。它总共只印了300册。评论界对它比较赏识。

1912年10月1日，我唯一的儿子列夫降临人世。

1914年3月，我的第二本诗集《念珠》出版。它的生命力大概也就持续了六周。5月初，彼得堡开始沉寂下来，人们纷纷逃离这座城市。这次与彼得堡的别离竟成为永诀。我们再回来时，它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成了彼得格勒。我们从19世纪一下子跌入了20世纪，自城市的风貌开始，一切面目全非。我觉得，作为一个初写者的一本爱情诗歌小册子，理所当然会在世界大事中湮没无闻的。时间自有它的安排。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以前的特维尔省度过的，它距别热茨克市有十五俄里。这里并非风光宜人：丘陵上的田地被翻耕成整齐的方块儿，磨坊、泥塘、干涸的沼泽、“小门小院”、庄稼……《念珠》和《白色的鸟群》中的许多首诗我就是在那里完成的。《白色的鸟群》于1917年9月出版。

对于这本书，读者们与评论界是不公允的。不知为什么大家都认为它较之于《念珠》的反响要小些。这本诗集的面世，正处于重大的社会变革阶段。交通瘫痪——诗集甚至连莫斯科都不能运到，它在彼得格勒即被销售一空。杂志社关门，报社也是如此。因此，相对于《念珠》，《白色的鸟群》一书少了轰动的媒体效应。日渐增多的是饥饿与纷争，多么可怕，而当时人们却没有顾及这些状况。

十月革命以后，我在农艺学院的图书馆工作。1921年我出版了诗集《车前草》，1922年出版了《AnnoDomini》（耶稣纪元）。

大抵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开始了古老的彼得堡建筑艺术和普希金生平与文学创作的研究工作。普希金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三个：论《金鸡》、论本杰明·贡斯当的《阿道尔夫》以及《石头客人》。这些文章在当时全部发表了。

与《亚历山大诗体》《普希金与涅瓦海滨》《普希金在1828》相关的工作，我几乎做了近20年，很显然，我想把它们收入专著《普希金之死》中。

自20年代中期，我的新诗几乎停止了出版，而旧作——停止再版。

1941年卫国战争期间，我被迫困留列宁格勒。在9月底，封锁已经开始了，我才乘飞机到了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