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我开始写作这本关于西奥多·罗斯福和进步主义时代的书，而写作本书的愿望早在四十年前就萌生了，那时我正在教一门关于进步主义的研讨课。在历史上，美国曾发生过几次脱胎换骨的显著变化，一个变革的国家就在这些屈指可数的变化中隐然浮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是这样的时代。西奥多·罗斯福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是少数几个没有被革命、战争或全国性大萧条这些深重的国家危机所围绕，却仍然获得如此盛誉的总统。

无可否认，罗斯福当年面临着一个潜在的恶性危机，一个同军事冲突或经济崩溃一样具有广泛影响的危机。在工业革命后，贫民和富人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普通人维系日常生活日益艰难，中产阶级感到备受挤压。等到罗斯福的白宫任期结束时，期待改革的情绪已弥漫全国，带来了一种新的总统管理模式和一种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新愿景。一系列反托拉斯诉讼获胜，若干法律法规得以通过，它们被用来管制铁路、强化劳工权益、抑制政治腐败、制止公司提供竞选活动献金、限定工作天数、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安全食品和药品的危害、为美国人民保存大片的自然资源。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干涉民众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对这种自由放任主义的倡导长期以来影响着美国国会，而罗斯福是如何设法鼓动这样的国会批准这些综合性措施，这是最能坛”——这是他自己杜撰的一个说法，用以描述总统职位能提供的全国性平台，它可以塑造民意和组织行动。在罗斯福就任初期，《展望》总编莱曼·阿博特与一小群朋友聚在总统行政办公室的图书馆，为罗斯福即将向国会发布的演讲草稿提供建议和批评。“罗斯福刚完成具有鲜明道德特征的一段，”阿伯特回忆道，“他突然停下来，在转椅上转过身说：‘我想我的批判者会把这称为布道，可是我有这么好的一个讲坛啊。’”从这个讲坛起步，罗斯福致力于开展全国性的运动，利用政府行为将道德框架植入现代美国不受任何约束的成长中。

罗斯福从一开始就懂得，这个任务的完成有赖于同记者们建立强有力的互惠关系。他与他们称名道姓，邀请他们进餐，在午间修面的时候接受他们的提问，在结束一天工作后签署信件时，欢迎他们作陪，并在白宫西翼为他们安排了一间专用房间，这是第一次有总统这么做。他定期走访全国期间，记者受邀登上他的私人车厢。在每一个乡村火车站，罗斯福用朴素的言辞、名言警句和直白的道德诉求，触动聚集而来的民众的内心。随行记者将罗斯福的话语传向全国。这种与媒体不同寻常的融洽不单源于算计。从幼年开始，阅读之于他就已如同呼吸。在成为总统之前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罗斯福本人就是作家和历史学家。他熟知作家并尊重他们。他与记者们的关系确实是同志式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在探究罗斯福与媒体的关系时，最吸引我的是他同一群记者建立的不同寻常的多样联系，这些记者包括艾达·塔贝尔、雷·斯坦纳德·贝克、林肯·斯蒂芬斯、威廉·艾伦·怀特等人，他们都就职于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进步主义刊物McClure。S.S.麦克卢尔是这本杂志的出版人兼主编，他永无休止的热情和疯狂精力为McClure注入了“灵感激起我兴趣的问题。我很快确信罗斯福领导力的精髓在于他大胆运用“白宫讲的火花”，甚至当他忍受周期性精神失常时也是如此。当被问及该杂志背后的方法论时，麦克卢尔的回答是“故事为王”。他希望他的作者在开展调研之初不要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从而引领读者去经历自己的发现之旅。当作者们亲自了解到肆虐于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与经济不平等时，他们也完成了对整个国家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