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波曲》准备出单行本，也将收入《沫若文集》，我想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想来可以得到您的同意。请赐复。”

父亲在收信后的第三天给郭沫若又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您特别强调‘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那句话，并且加以解释，说是‘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命令罢了。谢谢您把当时蒋的指令告诉了我，证明我的猜测没有错’。”

父亲告诉他：“你的猜测还是错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是我拟的计划而蒋加以批准，这就变成我主动而蒋被动了。事实上是蒋主动而我被动的，这显然有实质上的差别……你那样解释，逻辑上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在家里，父亲还说《洪波曲》里有许多描述错误的地方。

郭沫若于1959年1月18日给父亲第二次复信，信中说：“承您同意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并蒙您进一步指出我的一些错误，谨向您表示感谢。您的信实在是宝贵的史料。”

据出版《洪波曲》单行本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同志回忆，父亲的长信确实准备作为附录发表，并已转到了出版社。但后来因为郭沫若直接在文中做了修订，这信就搁在了原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林呐收存的一部《洪波曲》里。“文革”中，这部存有信的书被造反派抄去，后来书被退回时，信已经不见了。

有一次，郭沫若看到父亲，握着他的手说：“真对不起，请恕罪！”算是道歉了。

这样一来，发生任何事情，责任都是你张治中的。我建议，你把这个责任推给重庆的警备司令。你的人可以换成便衣，做内部保卫。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在毛泽东应邀到重庆之前，国共双方实际上早有接触。早在1943年夏季的某一天，蒋介石就突然约父亲去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你觉得好不好？”

父亲后来回忆说：“蒋介石随后就亲笔写一封给毛的信交我。此时，恰逢林彪即将回延安，我在家为其饯行，那天晚上就把信交给了林彪。不过，以后并没有听说中国共产党对蒋的邀请有任何的表示，我也没有向周恩来查问。但是，这却为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先生由延安来重庆伏下一笔。”①

已故外交部长黄华的夫人何理良曾经赠送我两张父亲在延安时被拍摄下的彩色照片，一是与毛泽东、朱德、赫尔利一同乘吉普车前往延安城；一是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赫尔利在美驻延安观察组门前。这两张照片的黑白照很常见，但是彩色照片确实罕见，这与黄华在外交系统工作有关，或许是从美国拿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