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次，我并没有和大伯、大妈直接碰面，而是偷偷地看。全家人都是高度集中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一听到廊道有动静，家人都贴在门缝往外看。我只是看清了大妈的模样，而大伯只看见了背影。

那时候我真的无法理解：大伯、大妈就在眼前，干嘛不能直接去见面呢，我怎么也无法将课本中的“张学良”与大伯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大伯、大妈也在台湾，却不能与我们来往呢？后来我才知道，大伯、大妈从1946年11月被押往台湾后，一直幽禁在新竹县竹东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山里。

我第一次将大伯、大妈的模样凝刻在记忆中，是我上高中时。大伯、大妈从高雄搬回台北，但还是不允许与家人见面。记得一个星期天，迪克（卢致德）约我们一家去做客，他家隔壁住着董显光（原“驻美大使”），听说那天大伯、大妈会到董显光家做客，这次，我们是隔着大玻璃窗观望。我终于看清了大伯的模样：个头不太高，有些发福，头发灰白，几乎掉光了。哦！这就是张学良？我的大伯！这就是奶奶、父母牵肠挂肚时时念叨的大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当年“英俊少帅”的样子。

高中毕业后，我到美国留学。1965年是我留学后第一次返台省亲，也正是这一年，我在家中与大伯、大妈见了面。听家人说，大伯、大妈搬到台北后，在北投复兴岗建房，与过去相比，稍许自由些，大伯到台北市区总会来家坐坐。

1967年，我回到台湾，我们在台湾的亲人，大大小小好几十口人，如果聚在一起，真是不一般的热闹。1965年开始，大伯、大妈基本上有自由了，每星期起码来我们家三到五次。在大伯、大妈家里住的没有别的亲人，除了一位跟随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的、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吴妈，其余“服侍”的人，都是派来的看守特务。每次到我家来，他们总要弄出很大的“动静”。一群时刻跟随的“服侍”先进家立转一圈，看有否陌生人后，便在门外警戒，有时甚至坐在屋里，面无表情地听我们家人聊天。

在大伯家的外围，也布满警卫，不让外人靠近。我们平时不能常去大伯家，偶尔去了，家人总要再三交代，说话要小心，隔墙有耳，不能口无遮拦，免得给他们添麻烦。当时我真是无法理解，看着他们宛如生活在“鸟笼”中，心里很压抑也很气愤。大伯的“自由”是很有限的，来往的朋友也少得可怜，除了家人，只有张群、张大千、王新衡、大卫黄（黄仁霖的儿子）等几家可以走动。大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报告，出门时，总是两辆车，前一辆是大伯、大妈，跟随的一辆就是便衣特务或警卫。

大伯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人监视的生活，他很坦然，依旧与我们家人大摆“龙门阵”，聊到高兴时，笑声朗朗。或者拉我们一同去下馆子，边吃边聊。我就是从那时起，才真正认识了我这位“鼎鼎有名”的大伯，我与大伯的感情，也是在这段时间的交往中、在听他的讲述中慢慢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