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起那段与大伯、大妈在一起的时光，令人难忘。大伯家在北投，那块地皮是他买的，那栋房的格局是他设计的，他自己花钱盖的自然倾注了他的情感。每到年三十，我们与大伯、大妈一起在北投过年，平时他们家冷清寂寞，连玩牌都不允许。这一天可以例外。

所以，大伯、大妈最开心的日子是逢年过节。大妈忙里忙外准备年夜饭，她烧得一手好菜，中西餐都很拿手，尤其是西式蛋糕更是一绝，小巧精致、香甜诱人。吃过年夜饭，大伯带头玩牌，别看他的视力听力均不好，每次赢家总是他，我们口袋里的“红包”还未捂热，大部分的压岁钱都回到他手里，看我们沮丧的样子，他呵呵一笑：“耍钱，你们差远了，我是拜过师的！”有时，玩过了通宵，亦不知疲倦，而我们都东倒西歪了。大伯，天性爱热闹、爱玩、爱生活。

后来我在香港定居了，往返台湾很方便，只要我回到台湾，大伯几乎每天都来，他往屋里一坐，打开“话匣子”，奶奶、妈妈、我们都成为他的听众，讲他的童年、他在东北的往事，讲祖父张作霖的趣事，偶尔也会讲起囚禁生活中的逗乐的事。

1991年3月10日，失去自由达半个多世纪的大伯和大妈，终于离开台湾去美国探亲。1994年，大伯、大妈去了夏威夷定居。大妈年轻时曾患肺癌，割除了一片肺叶，而大伯在40多岁时患了严重的眼疾，因居在深山中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视力差到看人只是影子，打麻将全靠手感，一耳全聋，一耳微有听力。多年来，大妈就是张学良的眼和耳，但一大声说话，就喘不过气来，非常辛苦，两人以轮椅代步相依度日。

到了夏威夷后，我们全家陪着他们一起沐浴着阳光与海风，这样自由自在的时光对于他们来说，来得太晚了！大伯在夏威夷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听服侍他的人念报纸，因为听力差，读报的人需要大声念。接下来就是出去“兜风”，回来吃饭，之后就是午睡时间，醒来再出去“兜风”；晚饭之后，大约七、八点钟，他准时上床。

现在一提起我伯父，我一下子就能想起的场景是我们在夏威夷海边遛弯的时候。10点多，我们推着轮椅出去，走1个多小时。散步的时候我们话不多，聊天都是在屋内，大伯坐在轮椅上我们说话也不方便，总是带点东西喂鸽子，逗逗小孩之类的。

我只有一次见过大伯流眼泪。那是大妈去世了，大伯跟我轻声说：“前几天，她(赵一荻)还好好的，怎么人说死就要死了呢！你看前几天，我才跟她开玩笑：‘你走了，我就找一个女朋友去’，她就跟我说：‘我做鬼也不放过你！’”伯父说着泪就默默地流下来了；其实他还很怀念夫人，大妈对他，真的可说是无微不至。他们夫妇把生死看得很开，一直相信，他俩都死了，就会在另一个世界再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