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没有下令去追，当时是有条件派战斗机去拦截的，因为在青岛等地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场。汤恩伯之所以不愿意这么做，可能是因为他与我们家的良好关系。

这时，素久在南京明德女中读初三下学期。她正在学校上课，突然家里来人把她接了回家，原来是蒋经国通知我母亲立刻乘坐他的飞机去上海，因为和谈破裂，南京即将失守，在北平的和谈代表会直接飞往上海。她曾回忆说：“我记得那架飞机上的人特别多，在飞机上我头晕恶心，难受得很。”由于上飞机很匆忙，没通知钱妩来接机，而是蒋纬国的夫人石静宜来接机，蒋纬国就让接他的小轿车把母亲等人送到钱妩家。

母亲在钱妩家休息了两天。第三天早上即4月24日6点多钟接到电话通知，让马上去机场，说有飞机送去北平。电话是父亲的老朋友、中央航空公司营业部主任邓士章先生给母亲打来的。23日午夜，上海地下党组织已经派人来到住所，同一纯谈了一切细节，乘坐24日飞往北平接代表团的飞机。

上海虽尚未解放，但是一些重要部门已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控制中，对于一切情况，了如指掌。在周伯伯的亲自过问和上海地下组织妥善周密的安排下，上海地下党对母亲等人的行程，十分关注，并将情况随时通报当时接待南京代表团的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王拓。王拓即随时电话告诉张立钧，张立钧以代表团随员的名义，将获悉的情况随时告诉父亲。在母亲来上海的前两天，4月17日，一纯在兵荒马乱中，也随国民党要员黄少谷、万耀煌、马鸿逵等乘专列从南京到了上海。在一纯抵沪之前，就接到了有人给他的电话通知，告诉他别随便走开。

四叔张文心的夫人郑淑华也带着子女分批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家人聚集。母亲和婶婶郑淑华、四叔张文心及其儿子张一伟、女儿张素德、二弟一纯、五妹素久等住在大弟张一真家中，一真和妩妹当时在家。通过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联络，我母亲带着弟妹们从上海搭乘北上接代表团的飞机去北平。

6点左右，航空公司的汽车赶到。母亲等人像打仗一样，三下两下收拾些东西，迅速装上行李，妩妹开车送他们直奔机场。妩妹后来说，当时时间很紧张，连玻璃丝袜都来不及穿。

到机场后，母亲等人聚在一起非常显眼，邓士章夫人说：“你们几个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先分散到各个角落，等飞机快起飞时，你们再一起上飞机。”并告诫他们：“遇到熟人要少说话。别人问你们到哪儿，就说到兰州或者说接兰州来的客人（父亲在兰州任职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