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机场，母亲遇到了一个熟人——交通部长俞飞鹏。

俞飞鹏问我母亲：张夫人，你们上哪去?

母亲很利落地回答：我们去兰州。而在一旁的妹妹素久还纳闷：我们不是去北平吗？妈妈怎么说去兰州呢？

俞飞鹏反问：“今天没有去兰州的飞机了，已经派飞机去北平接和平代表团了，张长官就要回来了，你们回去等吧。”

母亲向他挥挥手就带孩子走开了。为他们带路的人不知不觉地又来到了他们身边，领着他们转了很多弯，最后绕到停机坪上，一架飞机停在那里，正是准备接和平代表团的飞机。母亲等人上去后，飞机立即起飞了，整个飞机上只有我们一家人。飞机在青岛机场降落加油后继续起飞，午后抵达北平西苑机场。

我后来看到资料上说，邓士章怕被特务发现，安排其他几个地下党员把机场的特务人员都请出去吃夜宵了，将他们灌得烂醉。第二天清晨待他们酒醒时，飞机已经飞走了。

上海警察局长、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得知后，只好急忙向汤恩伯报告：“接代表团的飞机走了，张治中一家也跟着去了。汤司令，赶快派飞机去追吧！”

汤恩伯没有下令去追，当时是有条件派战斗机去拦截的，因为在青岛等地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场。汤恩伯之所以不愿意这么做，可能是因为他与我们家的良好关系。他早年与我叔叔张文心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两人有较深的交往。父亲对汤恩伯也有所提携。汤恩伯尊称母亲为师母。

据说，接代表团专机飞过青岛后，汤恩伯得知我母亲去了北平，即将邓士章和中航负责人拘押起来。在显要人士的疏通下，罚款保释，不了了之。上海解放前夕，中航去了香港，邓士章参加了两航起义，后任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