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为我们带路的人不知不觉又来到我们身边，为避开视线，领着我们绕了很多弯，最后绕到机场航道另侧，那里正停着飞往北平的专机。我们一行人迅速登机之后，飞机立刻起飞，飞机上只有我们一家人。中午，飞机平安抵达北平西苑机场。当大伯被周恩来通知一道到机场接人时，还莫名其妙，待看到我们一家人从机上走下来时，真是意外高兴。

据说，我们所乘接代表团的飞机起飞后，有人向当时的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报告，汤说：“不会吧，去查查。”后知确有其事，即派机拦截。危险的是此机已追到青岛但停在另一机场，错过了拦截时机。就这样我们到了北平，一下子从“白区”来到“红区”。

飞机到达北平后的场景，一纯曾写过文章回忆：“我看到飞机没有按照惯例停在候机大楼前的停机坪上，而是远远地在起飞跑道上等候。汽车一直开到飞机前，我们刚跨进机舱，飞机就起飞了。当天下午，我们平安地到达北平西郊机场，见到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父亲和周恩来的代表叶剑英同志。

“我们全家这次安全转移，是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进行的。他指派北平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王拓（“文革”后曾任国家体委对外司司长）守在电台旁，和南京、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指示他们要尽快找到我们全家，并把进展情况随时向他报告。地下党找到我们后，周恩来又亲自安排我们转移。接送车辆如何解决、转移走哪条路线，他都一一过问。他还特别指出，飞机不要停在候机楼前，要远离人群，以免混进坏人。就这样，我们及时摆脱了国民党特务，在北平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离开上海到达北平的当天晚上，周伯伯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他们。

父亲在北平安顿下来了，虽然由于在西北兼职，不得不经常来往于西安和北平之间，但主要活动还是在北平。所以，父亲一决定留居北平，毛泽东、周伯伯就交代主管单位为父亲解决寓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