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战场失利之前，那条航线是可供蒋介石座机出国最平顺最保险的路径。从重庆起飞，先飞往昆明，可以让蒋介石稍事休息，飞机加满油之后，再经由缅甸的腊戍，印度的加尔各答，再飞至印度首府新德里，再停留一次，略事休息，加满油后直飞埃及。这条航线的最大优点，是不必勉强飞机飞到万尺以上高空，所以不至于让飞机乘员饱尝万尺高空空气稀薄、气温降至零度以下、气流极端颠簸之苦。糟糕的是，这条飞起来最平稳的航线，却因为1942年日军发动的缅甸战争，盟军不敌而大败后，随之停飞。同年4月起，中美军机被迫改飞世界上难度最大的一条航线，也就是直接飞越世界屋脊驼峰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航线”。

为了安全起见，毛邦初亲自试飞过这条航线，飞机从重庆起飞后，直接往西方飞，飞越喜马拉雅山，再到印度首府新德里加油，再往西继续飞赴埃及。

事实上，当缅甸战事失利，缅甸通往中国大后方云南的公路，被日本人切断之后，抗战基地的后勤补给一度陷入混乱与瘫痪的状态。然而，这场仗如果要继续打下去，绝处逢生，只有仰仗“驼峰航线”了。显然，蒋介石的疑心病让他减少了更多的死亡风险，特别是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更是生活在杯弓蛇影的被迫害妄想症的幻影之下，他不相信外国人当他的座机正驾驶，所以，蒋介石飞机驾驶员，基本上都改由中国人担任。但是，飞“驼峰航线”有两大艰难症结点：一是飞机性能是不是能够应付高空气压低与空气稀薄、气温变化梯度大等各种严酷考验；二是中国经验比较丰富、反应比较敏捷的年轻优秀飞行人员，许多都在空战中壮烈牺牲了，剩下的飞行员，多半是飞行时数短，经验比较不足，飞低空或中空还勉强行，一旦要他们改飞高原地带，甚至飞越高度达8000米的驼峰，这些小伙子根本派不上用场。所以这次飞越驼峰的任务，就落在毛邦初的肩头。

换言之，毛邦初肩头扛的重担一如林大纲先前的职责，他必须让蒋介石能摆脱受外国机师掌控的局面，避免把性命交付给居心叵测的外国人。所以，毛邦初一趟接着一趟地高空飞行踏勘路线，不只是为抗战时期的中国空军竭智尽忠，其实更是为蒋介石竭智尽忠，说得更露骨一点，就是为了保住蒋介石一条老命而不断试飞“驼峰航线”。蒋介石单纯地认为，由毛邦初接替林大纲执行“驼峰航线”的“死亡任务”，可以在关键时刻让蒋介石绝处逢生、化险为夷，蓝鲸可以重新逍遥游于大海之中。

但是，毕竟这样的想法太单纯，飞行到国外，不仅要克服“驼峰航线”的技术难题，还要克服陌生国度及陌生机场各种地形气候复杂难题，更要克服与这些外国机场塔台人员沟通的语言障碍问题等各种在国内飞行所始料未及者，这些复杂的国际飞航因素，绝非毛邦初乃至尔后蒋介石座机专任驾驶与机长的衣复恩，一时半刻可以克服并且立即上手的。就以蒋介石夫妇这趟开罗之行而言，便有一半路途必须考虑到国际飞航的复杂性，而被迫必须搭乘美国总统罗斯福好心借用的总统专机“圣牛”号（the Sacred Cow）（这是“二战”时期，对当代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的“昵称”），其实“圣牛”号是美国道格拉斯公司出品的C-54 Skymaster型客机改装版的专用飞机。毕竟，美国人的飞机在飞经类似英国人的殖民地地盘时，比那时中国飞机更畅行无阻一些。

关于罗斯福借他的“圣牛”号总统专机给蒋介石做归国交通工具，可从黄仁霖先生回忆录中得到印证。黄仁霖说：“会议闭幕后，我们正准备返回重庆。我奉命随同蒋主席和夫人搭乘‘圣牛’号专机，担任与驾驶员之间的联络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