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16名开罗会议中国随员当中，日后传世的回忆录，乃至若干官方或半官方记载中，似乎隐隐然透露了开罗会议前后，蒋介石身处在气氛诡谲的“杀蒋氛围”中。

当这个三巨头会议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1月召开时，中国代表团是分成两批前往的，一批从重庆出发，另一批则从昆明动身。当时昆明是盟军的作战中心，同时亦是中国军事供应物资的接收站。那时我是战地服务团的主任，并在昆明设有团部办公。有一天，我接到蒋主席的命令，要我和一批我方的高级军事将领，一起到卡拉奇去。我们必须在11月19日以前抵达该处，再听候命令。

我们这一批人员包含有：空军的周至柔将军，陆军的商震将军，海军的杨宣诚将军，副总长林蔚中将，弗吉尼亚军事学校毕业的朱世明中将，来自萨赫司军事学校的皮宗敢少将，国民政府的陈希曾先生和我自己。总计不到12个人。因为周至柔当时是航空委员会的主任，他派遣了一架DC型货机，准备载我们前往。

《黄仁霖回忆录》

追随蒋介石结束了埃及开罗之行后，熟悉特务工作的蒋介石老师董显光有段令人疑窦丛生的叙述：“我们返国回程中，遭遇到两次有惊险的挫折。第一次，当我们从卡拉奇起飞的时候竟跟地上自己的信号失去联络，另有一个奇怪的信号，诱导我们飞向日本人占领的缅甸境内去。幸亏我们的驾驶员发现得早，立刻纠正飞行路线，才免飞进敌人的陷阱。第二次是在重庆降落时，夫人座机是七月四日降落在嘉陵江畔的珊瑚坝，不知是电讯联络犯了错误还是什么，蒋委员长也定在这天从珊瑚坝起飞到成都去迎接夫人。两机一起一落险些在空中互撞。”

由此可知，若与今日世界各国领袖安全保卫之绵密周延相较，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元首安全保卫工作，似乎处处破绽，危机四伏。蒋介石的座机竟然差一点和他夫人的座机，在重庆珊瑚坝机场迎面相撞，这恐怕是各国闻所未闻的怪谈。所幸有惊无险，否则中国近代史势必改写。

尽管偶有乌龙事件发生，但该严谨的时候，仍未敢大意。蒋介石对开罗会议行程的保密，几乎做到了滴水不漏的地步。据董显光形容：“蒋委员长在我们动身前一个月就应邀参加这个会议，可是保守机密不让任何人知道。就是在我们登机起飞时，我们只知道飞到印度去。到了印度，我们才知道埃及开罗是我们的终点站。”从这里可以明了蒋介石保密慎重的程度，但是你小心，对你有阴谋的人更细致、更毒辣。终究，魔鬼总是躲藏于细节之中。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细密安排呢？对手是如何布置暗杀蒋介石的计划？根据国民党官方资料显示，开罗会议之前，抗战期间蒋介石几次出国访问，都险些遭逢不测。蒋介石的敌人究竟只有日本鬼子，或者还有看不见的来自内部的或者来自“友邦”的敌人（奸细）？换言之，想要暗害蒋介石的，除了倭寇，是不是还有国民党内部的政敌？是不是还有来自与蒋介石相处不睦的美国军政官员呢？即以最接近开罗会议前的一次出国行程，蒋介石险些命丧异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