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段开罗会议过程中间，史迪威见他最高老板罗斯福的谈话可以窥见，罗斯福本人固然没有意思要针对蒋介石动杀机，但是史迪威却将罗斯福言谈中那句“我们是不是该另外找合适的人或者中国别的派系继续支撑这局面呢”当成一把可以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不单是史迪威拿罗斯福这段对话大做文章，将它当成可以堂而皇之刺杀蒋介石的一道“圣旨”，更严重的是，罗斯福的这句随口说说的话，不但激励了史迪威假传圣旨派人去策划刺蒋方案，流风所及，甚至到了罗斯福死后，杜鲁门继位了，之后连史迪威都不在人世了，可是，“必要时找更合适的人取代蒋介石”的政策，包括刺杀蒋介石、驱逐蒋介石以及各种可行性高的倒蒋活动，便成为罗斯福之后，包括杜鲁门，甚至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历届美国政府在遭遇对华政策或者对国民党当局政策阻碍时，挥之不去的一个选项。抑或是成为美国遂行其帝国主义政策过程中，美国习惯挥舞大棒与胡萝卜时，另一种惯性逻辑。

根据威廉·吉本（William Conrad Gibbons）著的《美国政府与越战》）一书的说法：史迪威在1944年回了一趟美国述职，在这期间，史迪威会晤了不少美国官员，同时也和罗斯福总统开过会。这当中便有美国官员支持史迪威的见解，如果蒋介石不能配合美国的战争政策，那就只有采取除掉蒋介石夫妇的非常手段。后来发生于1963年的那场杀死越南总统吴庭艳的军事政变模式，便与1943—1944年间，原本准备在中国发动的政变计划，狙杀蒋介石夫妇的设想如出一辙。由于越南吴庭艳政权的领导风格不为美国所喜，美国希望在越南有一番新的领导气象，在美国幕后鼓动之下，越南军人很快便发动了一场由美国主子在背后挥舞着大棒与胡萝卜的军事政变，吴庭艳于这场政变中死于非命。其实，早在1943年或1944年，史迪威也想象有这么一场推翻蒋介石的军事政变，让蒋介石如同吴庭艳那样死于非命的行动，把中国政权照史迪威想象的那种方式，彻底予以改造。

根据威廉·吉本的说法，1944年，史迪威从美国回到中国战场后，在云南昆明的Y部队（即中国远征军）司令部里，与法兰克·窦恩上校（Frank Dorn）见面，照史迪威的说辞，这趟回美国述职，晋见了罗斯福，史迪威说罗斯福挑明了讲，如果你史迪威发现蒋介石“不好相处”，或者“不受节制”，而且你也无法取代他的话，必要的时候只有赶紧除掉他。史迪威还冲着窦恩说：“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于是，窦恩上校便心领神会地向史迪威贡献了好几个暗杀蒋介石的方案，包括趁着蒋介石去印度视察中国远征军时，在蒋介石乘坐的座机上动手脚，让飞机在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时，发生撞山空难事件。在飞机坠毁前，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即使蒋介石随从们火速为他系上降落伞装置，好让他跳机逃生，但机上那几具降落伞已被事前动了手脚，半空中根本拉不开伞，蒋介石势必粉身碎骨，死于非命。

窦恩上校还设想了另外三种可能的行刺方案选项。

其一，制造爆炸事件，把炸弹放置在蒋介石每天必经之地。但是，要炸死蒋介石恐怕不是难事，关键在于如何在炸死蒋氏之后，军统或者中统的情报人员查不出是美国人干的，这便存在着极大的难度了。

其二，在蒋的食物中下毒。这一招和前面史迪威找的另一位执行行刺任务的艾福勒是同样的模式。但与艾福勒不同，窦恩更务实地提出异议，他认为这个方案的风险太大，毕竟蒋介石用餐吃东西非常小心，如果他不吃外边制作的食物，显然下毒的难度很大。

其三，派狙击手枪杀。究竟有没有办法收买或吸收适合的中国狙击手呢？如果必须派美军担任狙击任务，东窗事发的风险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