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事情开始时罗斯福本人的原意，一则希望协助中国抗日，满足美国在国际上的“人道形象”需求；二则利用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为牵制日军冒死驰驱。为了落实美国自身的种种战略意旨，华盛顿当然亟须在中国战场上有一定程度的主导性，罗斯福的想法很直接，既然我们是出钱的大款，你们中国人总该听我的话吧！总不能白花美国老百姓的纳税钱吧！所以，罗斯福表面上援华抗日，说得冠冕堂皇是基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并肩作战，以及世界人道考虑，但何尝不是心心念念站在美国本位利益上盘算呢？

因而，罗斯福赋予史迪威的角色，以及分派之任务，便难免不在潜意识里暗藏一种上国心态，对中国与蒋介石抱持睥睨鄙夷的态度。可痛的是，在珍珠港事变爆发后，中国实际已经独力抗战达4年以上，艰苦抗战“苦撑待变”，是全国民众的共同写照。然而，物质条件极其艰困的重庆政府，连一滴汽油、一杆步枪、一枚炮弹都必须仰赖美国与外援的艰难形势下，这种上国与下国的不对等关系便很自然形成了。所以，罗斯福赋予史迪威的那三大职务：总参谋长、驻华美军司令、美国总统特使，如果把它们一个一个拆开来，恐怕还不太算一回事，但这三大职务一旦“合体”，合而为一，合在史迪威身上（如果真要颐指气使，原本这三大职务中单单任何一个，都可以拿来压死蒋介石），职务三位一体，这位史迪威中将便俨然是美国派在中国“殖民地”的“总督”或者君临中国的太上皇了。斯时，印度尚未脱离英国而独立，英国仍以“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身份，派有“总督”君临印度，代表英国皇室统治印度。令人愤愤不平的是，中国却为了几桶珍贵的汽油，几杆珍贵的步枪，几架有钱也未必买得着的美国飞机，还有千千万万各种战争所需物资，重庆当局竟必须被迫和南京的汪精卫伪政权“平起平坐”，当起美国人的傀儡政权了。史迪威可能潜意识中亦自命与英国在印度总督的地位相当，把蒋介石看成了“儿皇帝”。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在中国的这种“援助”心态，便是极其不正常、极其不健康的。也正是美国这种反常的殖民主义心态，造成了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仇怨越结越深，最后演变成翻脸，甚至差点演变成流血政变。

中美之间在对日抗战时期，这种几近上国与下国之间关系互动的交手，虽然一般市井小民感受不到这种民族屈辱的切肤之痛，但是，蒋介石性格上再怎么独裁霸道，但他内心世界终究富有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与尊严，蒋介石再怎么不堪，也绝对不至于想当美国的傀儡。显然史迪威更忽视了一个事实，中国就是为了捍卫一个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利与尊严，才会甘心牺牲千万军民的生命，独力与日本帝国主义者殊死周旋，宁可打到一兵一卒，一寸国土，亦誓不屈服。

但是，受迫于中国恶劣的战争条件与客观环境，当史迪威以一种征服者的姿态或者圣诞老人的角色“从天而降”时，初期蒋介石几乎完全无从抗拒这位来自上国的财神爷。史迪威的盛气凌人，蒋介石固然忍无可忍，但是手心朝上有求于人，又徒唤奈何呢？史氏手上掐着所有美国军援物资，包括武器、装备、油料、弹药，中国军队要申请的所有后勤给养，都得史迪威点头同意批准才行。史迪威名为参谋长，蒋介石名为总司令，形势使然，位置其实是倒过来的，这总司令反而必须有求于参谋长，而参谋长却根本打心眼里看不起总司令蒋介石。尤其不幸的，在史迪威面前，蒋介石不但完全失去了东方帝王在西方人心目中“马可·波罗式的神秘感”，从一开始，西点军校毕业的史迪威，对只不过在日本初级军校结业、在日本军队洗过几天马的蒋介石，有着主观上强烈的成见与蔑视。加上各种日积月累的点点滴滴的嫌隙与恩怨，从而种下了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日后恶斗的根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