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去台湾是去参加2012年7月“台湾文学营”的活动。对热爱文学的人来说，讲师阵容奢侈，走在淡江大学校园，一抬头就看到骆以军，旁边还走着一个张大春。

我去听了朱天心的讲座，主题叫“我的街猫朋友”。讲座开始，天心先报上自己的猫数：家里十八只，屋外头四十只。众人低呼，她说这算什么，她们组织里的爱心妈妈，最低都是两百只起步，听说她外面只有四十只猫，都觉得她好幸福。因为流浪猫数量巨增，收养饱和，爱心组织决定从源头入手，开展TNR—诱捕、绝育、放回。为了抓猫做手术，朱天心和朱天文，两位作家分工，姐姐天文是细心的处女座，负责守诱捕笼。没有诱捕笼时，出发前，天文都要把自己裹成木乃伊，仍不免被抓得伤痕累累。

对我，这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定期喂养数量庞大的流浪猫，甚至自己被抓伤，隐含着将流浪猫放至与人平等的地位，在大陆，这样很容易被讥笑为白莲花圣母心。是不是我们的生存环境太严酷了，如果人还住在群租房里对付着活，也许就会觉得凭什么流浪猫可以活得滋润惬意？我们会不会觉得流浪猫的问题是小事，因为总有更残酷的、伤害公众权益的事情发生？

淡水曾有一次针对流浪猫的大规模的安乐死，天心等人赶去已抢救不及，怒找当地官员谈判，最后官员保证：淡水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官员居然会对平民认错，这对我也是匪夷所思。

也许流浪猫并非小事一桩，它折射出人们对生命的态度，以及各种社团在社会中是否都能得到发言权，后者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多元化、民间社团是否有生命力的标准。

十几岁时看天文天心的文字，如果说邓丽君启蒙了大陆一代民谣歌手，朱家姐妹则是我少年文学启蒙：原来在铿锵有力的革命叙事之外，中文还可以这样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那天最后，女作家朱天心还是谈回创作，她说：我喜欢的作家开发的都是人的疆域和边界，是不被注视的、受折磨的族群。这回到一个老问题：作家必须要关怀弱势吗？它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只有你关注到了这些，你的视野才是完整的。

所以，朱家姐妹厌恶政治，天文曾在《巫言》中写尽台湾选举时的光怪陆离，一地狼藉。她们也有意和当下保持距离，如今在自媒体上与读者“晨昏定省”似已是作家标配，唐诺与朱家姐妹不开自媒体，拒绝出书后以自媒体宣传新书。但她们以一只只流浪猫和社会保持关联，并在必要时以其反馈改变社会（淡水官员的认错）。

你可以说，这不过是台湾的小清新，但我认为它们绝不只是小清新。

文学营结束后，胡德夫老师带我们上山。是宜兰山中的泰雅族不老部落，最后一段路需换乘部落开下来的吉普车，颠簸晃过干涸河床和山路。毕竟是山上，交通不便。我暗想。

七八年前，四十五岁的台北景观设计师潘今晟厌倦了都市生活，想做一件有挑战的事情。他妻子是泰雅族姑娘，在宜兰山中继承有田地。他们回到山上，游说相邻地块的六户原住民，试图重建一个泰雅人部落，真正在里面生活、生产，找回传统的族人精神，取得现代与传统的平衡。

村落在半山，这里那里有些三角小木房，并不起眼。建筑尽可能就地取材，落地窗帘是不同色块的蛇皮编织袋缝制，垒院墙的是山中碎石和树杈，堆叠产生层次丰富的美感。公共用餐处在一个敞开茅草棚，座椅是大木墩，长桌是更为粗犷的原木巨桌。我们参观时，村民在看不见的地方干活，午饭时，所有人都来了，生旺篝火烤山猪肉。山猪会来吃小米，所以村民也打山猪吃，这是一个公平的食物链。猪肉用小米腌，放在陶瓮里，压填结实不留空气，小米持续发酵，肉始终保持在将腐未腐，生吃鲜嫩柔软。也可烤来吃。小米酒是淡黄色，好喝，很多人据说都是清醒上山，醒来时已在山下。食物虽粗犷，酒器、餐具却精致，WiLang说是按照法餐的程序，一道道上菜，饭前和饭后的小米酒也会提供不同口感。